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著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居高临下，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落，加以指摘的，仿佛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其实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道德。这注解，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平易近国时代的学界，撒布有这样一句话："我的同伙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熟悉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年夜，另一方面也表清楚明了胡适的为人。切实其实，胡适之交往，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同伙的人，也其实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傍边，顾颉刚绝对是很主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年夜学。虽然在归国畴昔，他已经在《新青年》上揭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年夜容身，并接纳新的研究手法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年夜和改变为近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模仿照旧让他感应是一种冒险，是以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极端自然，因为他所面临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陶冶的学生。在他们傍边，顾颉刚是凸起的一位。身世姑苏世代书喷鼻香、其家眷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念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畴昔，不只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育种植提拔了对历史研究的快乐喜爱。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式、新立场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胡适的前任）师长教师念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主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基础?内情厚、而又能"夸夸其言"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因为傅和顾的认可和撑持，年青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年夜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先生胡适对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台甫"，但成名也弗成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年夜卒业，由胡适介绍入藏书楼工作，并副手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是以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题目问题，由此而倡导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摆布，但已经全国著名了。与他对比，畴前北年夜的学生首脑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国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青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称道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岁尾归国往后，开办历史措辞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迎头赶上，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昔时向胡适盛年夜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归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匡助，谋请问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刻，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改变，从一位年青的学生，成为了国际闻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国外游学的同学，难免难免感喟："士别三日，则当另眼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虞成就到这么年夜"！2切实其实，在二十年月末、三十年月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国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指摘》上撰文？?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书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甘愿准许为一位其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往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老岁终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门，有对照清晰的描摹，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月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书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效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实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概略是畴前成名的相干，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居心偶然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干戈，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供给的。是以，他们不只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重，也因为材料雄厚的相干，使后人能络续为之"树碑立传".然则，他们两人之间照样有所分歧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公共场所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演习，深知史料的主要，是以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含日志和手稿，非但笔迹工整，而且脑子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重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首要经由对方所保留的手札，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分歧，堪称"脾性中人"，愿意吐露自己的情绪。这里的情绪，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概念。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遇，经常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谈判结集，只若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功效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劳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是以读他的序言，似乎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想传染。他们都是五四时代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げ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9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B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5?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K??玫钠烙铮?浅V苯印⒏纱啵?挥斜A簟K?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只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组成了本书的一年夜特色。本钞缮于抗克服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头具名指摘现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俊杰"的味道，读来极端过瘾、亲热。然则，顾颉刚并不自信高慢，而是力图合理。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道德有关。
顾颉刚虽然身世书喷鼻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全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因为年幼体弱，一贯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平易近间故事，由此而培育种植提拔了他对习惯文化的快乐喜爱。往后到北京肄业时，又迷上了京戏。是以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快乐喜爱。这概略也影响了他的道德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绅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甘愿准许以各类体式格局奖掖、晋升后进。他的治学，也经常高卑兼涉，不只研究深邃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习惯文化，充溢了快乐喜爱。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设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恰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讨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经常始简而繁，经由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活跃真切、跌荡放诞升沉。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熟悉，也履历了同样的演化道路，愈到子女，其对古代的熟悉，仿佛愈益清晰，是以其描摹变得愈益复杂活跃。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拟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概略只是前人的一种图腾崇敬，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孝文帝回覆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落辞矣。“〔1〕（《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做事于统治阶级的豪侈之物的修造照样普及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年夜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年夜验。“〔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 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年夜梁。夜睡，从者登陆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 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 盛怒，即停船登陆，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1〕（《魏书》卷七十九《鹿 传》）水路行走成了其时达官贵人乐于接纳的方式。而有的估客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当从事远程贩运。太监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1〕（《魏书》卷九十四《太监。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出格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4〕（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分忻栊幢蔽菏甭逖舫堑乃?浇煌ㄐ问剖毙吹剑骸坝?凳羟迓澹?鄣劳ǖて痢！薄玻怠常ň矶??模？nbsp；从上面的论说我们感受，北魏作为由北方区域兴起的一个少数平易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裕领受汉族文化中的提高成分，使本平易近族迅速走上了畅旺蓬勃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成长、内河航道的疏浚以及做事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成长，充裕声名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必然的水平。 [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 ），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将尧、舜、禹等奉为邃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其时不少保守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年夜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注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获得了不少人的撑持。而且，他不只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法，供给了前人作伪的许多证据，是以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月为国人所普遍注重。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褒贬和革新，供给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然则，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是以而缠足不前，而是希求经过过程进一步的研究，不凡是对新史料的挖掘和行使，对古史作更深切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根柢根底上，从头熟悉并规复古代文明的面目。怅惘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经常不认识他的这一设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损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是以，他照样一位"培植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指摘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损坏与培植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对照晓畅地显示了顾颉刚的这一主要的、常为人轻忽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门，首要描摹平易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浸染。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首要归之于新史料的拓荒，此日然包含那时对文献史料的校勘与褒贬，而"古史辨"之劳绩独年夜。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什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什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什物史料的成就，不凡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受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感受"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年夜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什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首要焦点和符号。而对什物史料的挖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优点，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旧日的石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向导的历史措辞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崇奉，以"我们不是念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着手动脚找器械"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提高"、"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提高"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器械的，则提高"为目的，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挖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熟悉。6这一新的熟悉，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嫌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挖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重他旧日同学的工作，然则他究竟?结果是一个老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标致，是以他能认可什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首要成就和成长偏向。
2.宽容标致、中肯客不雅观
顾颉刚不只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撑持的立场，他对其他范例的学者，也混为一谈，能协助处便协助，能推荐处则推荐，是以他之提拽后进，在其时的学术界极端闻名。抗战畴昔，初出茅庐的学者，经常追随三年夜"老板"，离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撑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开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措辞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相干，非同日常。而胡适则是北年夜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重年夜。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年夜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对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器械，首若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美谈。钱穆在1929年畴昔，因为家贫而没有受年夜学教育，辗转于无锡、姑苏等地的中小学教书，行使业余时刻治学。一个有时的机遇，使他碰见到姑苏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年夜学，往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年夜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其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畴昔，钱穆还没有公开指摘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式和对中国传统的立场；他甚至还在起先出书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拓荒的新路子透露表现出一种浏览的立场。8然则，就钱穆的教育配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管过科学演习的新学者那样属意研究什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局限，则显然概略性不年夜。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清楚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质。
顾颉刚这种宽容标致、在探讨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立场，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钞缮于1945年，在艰辛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若何重整、重振，则是面临其时人的一个峻厉的搬弄，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平易近族面临严正乞助紧要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分歧的选择，不少改变了正本的治学道路，是以而形成了与战前分歧的家数。本书既然是以《现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需有一种原谅实足、兼顾人人的立场，将这些分歧的家数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标致、不含私见的品质，在本书中获得了充裕的显示。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列入考古挖掘，却僵持感受新史学的拿手在于拓荒新史料、不凡是对什物史料的正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争打破政治的私见，不以政治概念来决意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立场和教育配景权衡，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混为一谈，纯以学术质量为尺度加以指摘。他对钱穆的《国史纲目》，有这样的评语："钱师长教师的书末尾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不凡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群情可感受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小我的精神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题目问题又太多，是以最好的设施，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神齐集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发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发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对照整齐。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纲目》前半部之后，为了释教的题目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甚至至物化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是以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落望，但也表清楚明了他治学严谨和踏踏实实的科学立场。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爽性感受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措辞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若干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法，作文章家的手腕。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项"之后，傅斯年的立场也有所改变，熟悉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平易近族自傲的主要，是以倡议在北年夜开设"中国通史"课，并勉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不凡提到该书"聚积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是以而贬低钱穆的《国史纲目》。若是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纲目》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指摘，那么我们就更能体味顾颉刚之宽容与年夜量了。
顾颉刚不只对其时人看来"保守"的学者有一种原谅的立场，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其时情景来看）等人，也充裕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钱，感受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巨匠".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点，则尽收眼底。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不雅观输入中国往后，"更使曩昔政治中央的历史酿成经济社会中央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功效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提高".这在其时是一个极端中肯的指摘，显示了顾颉刚作为一个卓越史家的目光与睿智。怅惘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供给了这样一个偏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成长，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月往后，才有了光鲜明显的但愿，慢慢演酿成为现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气势派头光鲜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连系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简略上的论说。《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晰地认识顾颉刚《现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进献，我们还必需简单谈判一下该书的地位和配景以及我们此刻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长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积厚流光。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的。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熟悉到"直笔"的主要。然则，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分析政解决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慎密亲密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往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然则，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迹从概念到方式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干戈往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概略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指摘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实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泛起，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年夜配景看，只是一些有时的事宜，并不能证实传统学者已经居心识地熟悉到史学史研究之自力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换、争执的配景下才泛起，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式、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换的配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降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壮年夜搬弄，倡导对文化传统进行刷新。在做这些文化刷新的考试考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较量，效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分歧，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近似的处所。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西洋畅达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然则，梁也注重到中西史学的分歧："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年夜而最切要者也。国平易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平易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是以他倡导"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挚素养的章太炎，在视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刷新的要点，是要倡导"通史"的写作，即打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视察正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外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极正直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对照，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较量之下，中国人最先注重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年夜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央，以史学著名的，俯拾就是。即使是其余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经常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释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颂声遍野，而骚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其时的情景看，仿佛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模仿照旧有典型的显示。文假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快乐喜爱，经常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老岁终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实。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年夜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偏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换的一个渠道，是以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正视，慢慢演酿成为自力的研究主题。1920年月在北年夜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最先为学生解说中国史学的传统，往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式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较量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正本不为人注重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普遍注重，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寰宇之别。胡适就出书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只注重到章学诚，而且还注重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快乐喜爱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因为学者们（不凡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演习的学者，其中包含那些所谓"保守"的"学衡派"人物）最先从史学史的角度反不雅观曩昔，是以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歧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快乐喜爱，在中国的东邻日本，因为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因为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慎密亲密相干，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是以，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前驱。他不只怀孕后出书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甚至东方史学传统的正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干戈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刷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主要显示。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月，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成长，齐思和等人也最先出手研究。至于清末平易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纲目》引论（此引论曾首先揭橥）中，也作了家数的区分，提出了声名定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说更是具体。有关史学方式的论著，更是不胜列举。而才气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透露表现了不少快乐喜爱。这些都声名，在本书出书的年月，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重。然则，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头具名，指摘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照样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作古的白寿彝，当是一个卓越的破例。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仿佛已经为自己的快乐喜爱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若干研究。若是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小我特色，也即本书所显示的顾颉刚本人的道德与性格，就更能感受到本书的奇特价钱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曩昔的几十年来，一贯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主要的进献，但他饰演的首要脚色，以学术领头待遇主，是以在他签名出书的著作中，并没有若干能真正和周全地反映他小我的学术概念和概念。此处所发的群情，首若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饰演学术向导人（顾老板）的脚色。
4.亦书亦史、价钱奇特
在竣事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群情。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是以在出书五十多年后的今日，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是以下面的谈判，首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指摘。依笔者拙见，本书在概念上有两年夜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换的立场，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式的熟悉。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革新，供给主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实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钱。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不雅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仰历史进化论，感受中国文化在现代全国处于一种后进的状况，有待革新和改造，另一方面则又带有乖戾的平易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执拗的再生手法和内在的价钱。这两者之间又存在慎密的联系：平易近族主义的情绪既能使人对自己平易近族的未来充溢决意信念，又可感受其现状的后进而心里不安，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恰是因为信仰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类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对照，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后进而焦炙。孰不知，由此角度来对照文明的价钱，几乎永远无法让人写意，因为对照文明提高的尺度自有多种，对照的方式可以各个分歧，若是纯作外向的对照，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钱的周全熟悉。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克服利之际出书此书的意义，感受"中国的历史，此后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最先的那一个历史时代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公约》之后的中国，"便最先承受着暴风暴雨的进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暴风暴雨之中，作凶猛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末尾的胜利".换言之，其时的顾颉刚感受，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只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拓荒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展望是否正确，他的概念自己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只如斯，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平易近族的生命力及其辉煌的前程之决意信念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功效，不甚写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欧美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背，与别人家对照起来，模仿照旧相去很远，我们真感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然则，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赶快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对照提高迅速的，史学就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功效的一门".这里，顾颉刚平易近族主义文化不雅观之复杂、矛盾，显示无遗。
这种文化不雅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式的熟悉。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自己一样，会履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首要表此刻两个方面，一是方式的完美，具体显示为运用科学的手法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熟悉。二是视野的坦荡，由正本的帝王将相扩年夜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裕显示了这种史学不雅观。顾颉刚不只要揭示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注释这一转化的原因。是以，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摹"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尽收眼底，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要害，显示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注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往后，"欧美的科学的治史方式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显示得最光鲜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进献".而考古学的进献，正如他在后背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增补曩昔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意了后期史学的路子".？纱耍?颐强梢郧宄?乜闯觯?诠蓑「昭劾铮?笃谑费У慕?剑?饕?硐治?蒲Х椒ǖ脑擞茫??蒲Х椒ㄔ擞弥?尚В?谟诜⑾趾屠┏淞耸妨稀V档米⒁獾氖牵?蓑「账淙唤?泄?费У目蒲Щ?饕?楣τ谖餮蟮目蒲е问贩椒ǖ氖淙耄???币沧⒁獾街泄??持械慕鹗?Ш捅?狙У难芯俊T谒?蠢矗?餮笫费У挠跋欤?饕?硐治?镏?泄?д咄晟破渲问返姆椒ǎ??挥型耆?〈?酝?某删汀R虼怂?氖费Ч郏?脖硐至宋逅拿褡逯饕逦幕?鄣母丛犹卣鳌？/P>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只理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民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谈判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感受这些研究，都邑有助于史家认识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谈判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否则则文学史的材料，而且经常留存着最靠得住的社会史料，行使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未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只感受小说能成为靠得住的史料，而且展望社会史的研究，会在未来受人正视。若是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代的文化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谁人时代的熟悉，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来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成长，不只在史料的拓荒上，有了更光鲜明显的提高，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年夜。社会史的研究，是以而成为主流，而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向。顾颉刚的《现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畴昔，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概略，这就是名作之价钱吧。
诠释：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书事迹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年夜学出书社，1997），页60.罗在归国畴昔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年夜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书。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迹公司1987年出书。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措辞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相干，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书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相干，1926-1950》，《台年夜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年夜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喷鼻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年夜学出书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平易近出书社，1983），页513-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