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撮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相干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成长。提出了如下的不雅观 点：第一，魏晋时代史学虽然从经学傍边自力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续了许多器械。第二，这姑且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亲切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获得了晓畅分袂。不外，这首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熟悉，而是因为文学获得了迅速成长，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架空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马上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普遍的学术史的配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重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重到了学术成长的一连性、继续性。
「要害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史学有了长足的成长， 岂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照样数目都年夜年夜增添了。《隋书。经书志》史部所列史籍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首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畴昔著述外，几乎悉数都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著作。[1]史学的成长不是孤立的，它与同姑且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亲切的相干。本文以下将环抱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睁开谈判，以期把握史学成长的脉络。
（一）
这姑且期史学成长的最年夜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自力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籍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自力的地位。然则到晋代，情形发生了转变，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自力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刊定次序递次，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书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本色并无转变。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更改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注释说："刘氏之世，史籍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此后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必然的事理，从汉末至梁代，史册数目确实年夜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然则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许多，生怕还不能这样注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黉舍不只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岂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注解在陈寿生涯的西晋时代，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较着有其余。《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小我的风尚。"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埋头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纪录应该是可托的。经史双修现实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年夜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不雅观"校中书五掮客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其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声名在东汉人的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晓畅。[4] 西晋人最先一再行使"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星散。
西晋往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晓畅显示。《晋书》卷88《刘殷传》：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形而上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岂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自力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往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晰熟悉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籍从经书等星散出来恰是在这样的配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涯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转变，而仅仅从史籍数目的增添来注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仿佛照样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泛起、目录分类的转变、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离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配合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自力了。史学脱节经学而自力注解人们对经、史的熟悉有了转变。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脑子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夙夜迟早解说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可是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寰宇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可是儒生，所谓盲盲人也。
王充指责儒生只懂五经而不认识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外，更为惹人注目的是他的论说体式格局，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纪录而已，儒生所认识的历史仅至于此。这现实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勇敢的脑子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概略。余英时师长教师称王充为"晚汉脑子界之陈涉"，[5] 其歧极为适合。王充的脑子在他生涯的年月没有获得积极回应，然则，从汉魏之际最先，可以光鲜明显感应人们对历史的快乐喜爱是越来越粘稠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克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年夜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籍如斯感快乐喜爱？《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念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旧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感受年夜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卷59《孙登传》：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籍、兵书，感受"年夜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倡议都与现实有关。其时的社会正处于猛烈更改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唐已经丧失落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脑子迷失落了偏向的时刻，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落成败的履历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旺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感喟憎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履历教育。《隋书。经书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年夜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相干，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获得应证。西汉之初，面临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履历教育，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往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然则并没有是以泛起一个史学的热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谜底，对于社会生涯中的具体题目问题，汉儒也凡是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年夜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中长短".[9] 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籍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若是就其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对照两汉，经史相干尽收眼底，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简略如斯。
魏晋往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自力，这是一个主要的转变，不外，我们不得不注重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年夜的影响。这首先表此刻史籍措辞的行使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指摘道：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斯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守信哉？且魏武方以全国励志，而用夫差分物化之言，尤非其类。
其时接纳近似的文字处置责罚体式格局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年夜量例证。好比："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医生李斯。'夫以诸侯之医生名皇帝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皇帝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齐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否决："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裁撤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末尾，刘知几归纳综合说："粗略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呀？喜学五经。"他的归纳综合是不正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泛起的。这个题目问题，我们在后背还要谈判。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措辞之外，还表此刻史籍的名称与体裁上。这姑且期，史籍书名经常模拟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籍均属纪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拟，至于《魏尚书》，年夜约是对《尚书》的模拟，模拟《春秋》远多于模拟《尚书》，这概略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籍，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拟。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纪年体。措辞模拟现象根底上都是出自这些纪年体史籍。史学著作在措辞、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弗成谓不深。
对于这姑且期《春秋》体史籍的年夜量泛起，《隋书。经书志》注释道：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争执多美，年夜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纪年相次，辞意年夜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感受《春秋》则古史记之处物化，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纪年体史籍起自汉末的荀悦，不外，《隋志》的作者仿佛对照强调西晋竹书出土往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籍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约而同。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需要加以注释的。
若是不规模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年夜白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不雅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纪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不决，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说明注解》，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现，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群情，是就此作的声名。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业，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论说极端主要，它声名居心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泛起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恰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是以，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最先的。
此外，在史籍的诠释与教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最先，对史籍的诠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师长教师说： "这些音义注解，年夜约与汉儒解经不异，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诠释方式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书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注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教授方式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籍的名称、编制、诠释、教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泛起，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往后的那种在措辞、体裁、书名上周全模拟经传的众多史籍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细心剖析这姑且期的经史相干，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仿佛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是以，严厉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籍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年夜义，并不重训诂名物，正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诠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诠释经书的方式来诠释史籍是完全可以年夜白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相干，我们还可以经过过程剖析《东不雅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切磋。《东不雅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最先的，一贯持续到献帝时，列入者较多。《四库撮要》首要凭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整。余嘉锡广为搜求，又增补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一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回答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列传，其与《春秋》相内外，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不雅观记》曰：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家数，然则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人人，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现实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偏向：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回禄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皇帝马六种。六类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隋书。经书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华文》卷80感受《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不雅观作者中，可以晓畅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眷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斯，我们感受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概略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汉之兰台及后汉东不雅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其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不雅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列传。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畴昔在兰台，章、和往后移至南宫东不雅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不雅观者除撰述列传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义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摆布。"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不雅观五经、诸子列传、百家艺术，整洁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上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不雅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医生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不雅观，校中书五掮客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就是所谓"整洁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需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义务。图书移至东不雅观后，这种要求应？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圣旨校东不雅观".许慎也曾入东不雅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醒目小学的缘故。兰台、东不雅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配景供给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亲切的联系。他说："不雅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不雅观校书者又必需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不雅观诸文士必定灵通古文经学。
东不雅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不雅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闻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勤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著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书志》载，东不雅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亲切的联系。如桓谭就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供给了最切当的证据：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异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尽情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落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弗成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不雅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不雅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路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路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自己的特点决意的。古文经学否决微言年夜义，强调对事实的校勘、增补，这与史学正本就是近似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正本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分歧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制的时代局限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迟到现代。由校勘古代历史到撰写现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不雅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摹经史星散的过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式微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说，所谓经学的式微，首若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代，它不只没有式微，反而是蒸蒸日上。恰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成长打下了根柢根底。是以，就经史相干而论，今文经学的式微与古文经学的蓬勃这两个成分加在一路才配合组成史学成长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泛起意味着经史的星散，至此，还要增补的是，"经史"一词的泛起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亲切的相干，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声名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自力了出来，但这一改变过程不概略脱离原有的学术根柢根底，这个根柢根底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恰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弗成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轨范，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经常还尚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往后获得了继续。《晋书》卷82《王隐传》：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前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全国年夜乱，旧事荡灭，不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习惯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正人疾没世而无闻，《易》称发扬蹈厉，况国史明乎得失落之跡，何须博奕尔后忘忧哉！"这段话的中央脑子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落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熟悉并不只仅是王隐小我的概念。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年夜业"、"此真不朽事".[21] 一贯到南朝，还可以找到近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答回信》，数以示何法盛。法盛居心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感受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年夜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限。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文字，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年夜白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手法，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注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简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仿佛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一定的。前述东不雅观撰史者多长于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概念也是如斯，他在《文心雕龙》中将体裁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就是"史传"可见，在其时人眼里，史是包含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熟悉下，魏晋往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较着《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斯。《隋书。经书志》说其时的情景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籍数目年夜增。北朝人对此仿佛不能年夜白，李彪说：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不雅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年夜籍，成于私人，末世之弊，甚至如斯，史官之不遇，时也。"[22]北朝文史均不蓬勃，李彪因为不晓畅"国之年夜籍，成于私人"，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将史纳入文的领域及由此发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年夜的影响。这姑且期的著史者经常把较多的注重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奖惩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周一良师长教师对此指摘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尺度不凡偏重文字，也就可以年夜白。"[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经受史职。这与刘邵的概念是完全整齐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全国之奇作。其中合者，经常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自兹（班马）已降，史道衰微，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粗略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充溢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此刻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序例篇》云：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斯之年夜，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自力，史学若要进一步成长，还必需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刻，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往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分歧，只有第三段才晓畅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此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重到，也恰是从范晔生涯的南朝最先，文与史最先了星散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行使最先谈判。《宋书》卷58《王惠传》：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僧虔好文史，解乐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通俗六年圣旨称：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陈书》卷34《岑之敬传》：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国之用材，年夜较不外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寄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摹体式格局，仿佛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纪录概略不正确。《世说新语。道德篇》注引王隐《晋书》："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承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业，未涉学业若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摹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底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如斯，有概略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若何，文史一词被频仍行使是从南北朝最先的，这与晋代行使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寄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星散，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慎密的联系。不外，从成长趋向来看，星散是首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仿佛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隔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很多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尺度说：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长短，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分歧。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晰楚，史籍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谈判，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杂的概念已截然有异，史与"文章"终于区分隔来。到唐代，文与史的星散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指责、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泛起、《隋书。经书志》中史部的晓畅提出都可证实此点。恰是在这样的配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指摘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最先的史学自力过程告一段落。
（三）
简略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自力，这是史学成长史上主要的一章。然则，对这一方面仿佛不宜估量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成长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形而上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静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感受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形而上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区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师长教师曾指出，魏西晋时代，形而上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区域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姑且期的史学家却年夜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清闲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子，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蓬勃的河南区域不受正视，这对史学的成长自然是晦气的。
东晋往后，学术发生了转变。《晋书》卷82《孙盛传》：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姑且，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闻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形而上学绅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近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华夏，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师长教师《世说新语笺疏》指摘道："可是宏亦祖尚玄虚，谨记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感受"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注解东晋儒与玄慢慢合流，这使得形而上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然则，南朝日益成长的文学潮水又对史学组成了新的威胁。其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现实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不雅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灿艳，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如斯，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灿艳，允值其时"，可知本色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正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磨练其手法，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后辈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年夜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桑梓同乡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沉沦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成长持颓丧立场，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建造多法古".[35] 但他究竟?结果无力改变潮水的成长偏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锐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现实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究竟?结果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星散的过程中也有反映。文史星散与经史星散分歧，在经史星散中，史学是自动的，它是伴跟着今文经学的式微而走向自力。在文史星散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时并不是因为对史学的素质有了更多的熟悉而将文史分隔，现实的情形是，人们因为越来越熟悉到文学的特征，所以才慢慢把史学从文学中架空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自力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自力。若是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正视客不雅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切成长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晦气。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络续，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谨记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声名经学的式微原因，然则据此谈判史学也未尝弗成。"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正确地归纳综合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是以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自力，也有了较年夜的成长，但究竟?结果不概略达到两晋之形而上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姑且期史学的根底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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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成长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承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不雅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欠亨。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书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分歧，概略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更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题目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撮要辨正》卷5《野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不雅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题目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 《后汉纪》序
[30]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 《颜氏家训。勉学篇》
[33] 《梁书》卷49《庾肩吾传》
[34] 《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
[35]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