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石山教案是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以来处理的第一起对外交涉事件。乌石山是福州郊外的风景名胜。自1848年起，英国人强行在此租地建教堂、盖洋楼，日益引起士绅的恐慌和愤怒。1878 年英国传教士胡约翰再次肆意侵占公地加盖洋楼，经福州官员和英国领事官勘查确认其侵占了公地，胡约翰恼羞成怒，谩骂驱赶围观群众。群情愤怒，拆毁并烧掉了部分房屋，酿成了乌石山教案。此后，由于教士的蛮横无理导致教案延宕许久不得解决。1879 年总理衙门电令曾纪泽直接向英国政府通报乌石山教案的实情，设法说服英国外交部协助处理。
　　曾纪泽对教案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在其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他就提出了自己颇有见地的主张。他已经认识到出兵威胁是西方列强的惯用手段，因此教案的处理不能一味地屈从教士，应该照顾民心。虽然这些主张并没有被采用，但是通过这件事曾纪泽加深了对教案的认识，也坚定了自强御侮的决心。曾纪泽认为教案之所以频繁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士的肆无忌惮，而教士的肆无忌惮又在于每次都能从教案中获取丰厚的利益——清政府对教案的处理总是既惩戒“罪犯”又赔偿巨款，助长了教士的嚣张气焰。对于教案的处理，曾纪泽根据西方国家的惯例指出，“西洋各国皆无治罪、赔偿两端并举之例”，因此中国应该效法西方，以后遇到教案不能再轻易做出赔偿。抱定据理力争的想法，曾纪泽多次致函英国外长说明乌石山教案的来龙去脉，终于说服英国官员同意将此事对簿公堂。最后法庭判定胡约翰败诉，以不赔款的方式解决了乌石山教案。曾纪泽根据国际惯例，尊重法律的权威，通过法律裁定的方式解决教案纠纷，既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士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在中国肆意妄为。乌石山教案的解决，是曾纪泽利用国际惯例和法庭审判解决国际纠纷的有益尝试。积极推动清政府与巴西的建交，是曾纪泽对中国近代外交的贡献之一。
　　出使英法期间，巴西驻英公使白乃多向曾纪泽提出了建交的要求，希望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其订立修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曾纪泽指出，“中国与各国订约，皆系该国遣使诣华，而中朝特派大臣相与商订，断无两国公使冒昧订于他国京都之理”，况且这也是西方国家的订约惯例，他不能擅自答应巴西公使的要求，但是可以代为向总署转达。白乃多认为正式转达的时间太长，希望可以电报询问以便巴西船只早日启程赶赴中国。对此，曾纪泽予以拒绝，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仔细商酌才可决定。为了打消巴西公使的疑虑，曾纪泽还表示只要巴西不是专门为了招募华工才与中国建交，那么中国自可与其发展通商关系。
　　后来，听说巴西开赴中国的船只中有五艘兵船，同时对巴西的黑奴制度有所顾虑，曾纪泽特派翻译马格里向白乃多询问相关事宜。白乃多同意按照中国的要求将数艘兵船停泊在新加坡，并解释了巴西的黑奴政策——巴西已经决定全部释放黑奴，但要分步骤施行以使他们慢慢适应社会。马格里还转达了曾纪泽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意见：“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对此，白乃多同意遵照中国的意图，在条约中不载一体均沾之语。
　　鉴于巴西的诚恳态度，曾纪泽向总署详细汇报了交谈的内容，主张同意巴西的建交请求，发展同巴西的正常关系。但是李鸿章等人顾虑华工问题，并不想同巴西建交。为此，曾纪泽指出，对于“招工”问题可以断然拒绝，而对于“议约”则应该欣然允许。况且拒绝远道而来的巴西使节必将激起其全国的愤怒，引起更多的麻烦，而中巴建交对双方都有益处，应该大力支持。在曾纪泽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下，中巴达成共识，于1881年签订了通商友好条约。1882 年巴西授予曾纪泽头等玫瑰宝星（奖章）一枚，以奖励其对中巴建交做出的杰出贡献。
　　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经历的最大事件莫过于兼任驻俄公使改订中俄，也正是此次改约令曾纪泽名垂青史。在改约谈判的过程中，俄方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手段迫使曾纪泽接受丧权辱国的。但是曾纪泽不为所动，据理力争，运用丰富的国际公法知识，多次挫败俄国的威胁和挑衅，有理、有力地挽回了丧失的部分权益，表现出了坚定的爱国热情、不屈的人格品质和高超的外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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