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列以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迅猛。据全国老龄委分析，2001-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2021-2050年，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并有可能持续到本世纪末。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必将个人的老年生存危机逐步扩展为社会危机，通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消除个人老年生存危机，进而消除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选择。

    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而设计的配套改革措施。制度建立初期，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行碎片化、打补丁的养老保障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改革势在必行。结合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的实际情况，新的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应在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和鼓励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发展，逐步建立起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基本养老国民化、个人账户全民化、商业保险作补充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最大的历史欠债就是转制成本。给“老人”发放养老保险和给“中人”发过渡性养老保险，是原现收现付制度的延续，但在新制度中已没有相应的筹资途径，构成隐性债务，也就是转制成本。

    按理论和国际经验来说，转制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有利于新制度一步到位，并可降低企业缴费率。我国在设计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也就是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制时，没有采取专门方式处理转轨成本，而是期望通过加大企业统筹费率的方式逐步将其消化。统筹基金入不敷出时，只能透支个人账户，由此带来另一笔欠账，即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其结果是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低，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大，进而造成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困难重重。为彻底解决历史欠账，政府必须痛下决定，探索划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划转国有土地收益等到养老保险基金，每年财政收入再切出一部分明确用于补偿“老人”的养老金，通过此方法彻底解决“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历史权益问题。逐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实现“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进一步推动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历史欠账由财政补助逐步到位，建立做实与补助的激励机制，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地方财政配套提出明确要求。对于东部地区，地方财政与中央补贴的比例可为3：1；对于中部地区，地方财政与中央补贴的比例可为1：1；对于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地方财政与中央补贴的比例可为1：3。

    现行“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充分借鉴“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基础上设计出来的，社会统筹基金，由单位缴费构成，用现存现付制；个人缴费，用积累制。从理论上讲，这个制度既可以规避金融风险，设法减轻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又可以规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基金支付压力。经过近二十年的运作，“统账结合”制度逐渐暴露了弊端。主要表现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其制度设计不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也难以融合农村养老保险，对处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城镇无业人员更是无所适从。“多轨制”、“碎片化”的养老保险体系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发展，甚至成为深化改革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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