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世界性”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凸现出来的问题，有其特定的内涵，与本日我们所说的“全球性”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回事。假如不厘清这两个概念，只是将二者作为雷同的、可以互换的概念来使用，显然是不合适的，有可能造成理论的错位和失误。
“全球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全球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问题在于，“全球性”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状态趋同性的界定；“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对于“过去—现时—未来”的时间链中“现时”这一时间段之特点的归纳综合。那么，二者何以能够如此密切地相互交叉、彼此融通呢？二者交叉融通的关节点安在呢？
当今滚滚而来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冲决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拆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经济、生产、流通、政治、思想、文化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确以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注：鲍德里亚：《遗忘福柯》，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倾轧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否定和倾轧，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考证，“现代”(modern)一词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出现了，而“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的使用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牛津大词典》确认，英国人首次使用“现代性”是在1627年，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期间”的本质特征。法国人使用“现代性”一说与启蒙运动有关，它所张扬的是用理性来评判一切的启蒙精神。在德语世界中尤金·沃尔夫首开风气，1886年在一次讲演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一说法，后又在1888年发表的《最新的德国文学潮流与现代性原理》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界说，使之广泛传播开来。从词源学上追溯，“现代性”这一生造的德语新词，大概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流行概念中衍生而来。总之，“现代性”一词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反叛性和批驳性，在以后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寄托和精神寻求，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海面，成为人们倍加存眷的热门。
与“现代性”密切相干的另有“今世性”这一概念。所谓“现代”、“今世”从表面看都属于时间概念，用以表示现时、当下的时间存在。但从根本上说这二者并不但止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它们与“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判然不同，假如说“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是单纯的、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的话，那么对于这二者显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人们使用“现代”、“今世”这两个字眼时，分明较之上述单纯的时间概念多一层价值判断的色彩，那就是立足于当下、现时而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态度和态度。正由于如此，所以“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无所谓什么“性”，而“现代”、“今世”则合乎情理地扩展为“现代性”、“今世性”，而且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然而“现代性”与“今世性”又有所区别。“今世性”是指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体现着今世人的思想见解、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从而“今世性”的核心是一种今世精神，它是用今世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今世精神所照亮，便得到了“今世性”；反之，假如缺少了这种今世精神的烛照，即使对象是现在的、今世的，也谈不上什么“今世性”。因此“今世性”并不专对“传统”而言，它可以加诸任何对象之上，是对任何对象都见效的。虽然“今世性”也以“传统”为对象，但它对于传统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态度，今世精神的体现有时大概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学术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弘扬，无疑都是对于“今世性”的最好诠释。
“现代性”则不同，它生来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争天拒俗、刚健不挠的反叛精神，而它就将这种反叛精神视为当下、现时应有的生存状态，甚至是人们所应寻求的至上境界、所应恪守的唯一准绳。从而“现代性”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对此法、德、荚的今世学者所论甚夥，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性功能；它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注：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乌尔里希·贝克也说：“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注：UlrichBeck,WorldRiskSociety,Cambridge:Blackwell,1999,p.10.）。
从以上论述殆可达成这一见解，假如说“今世性”
是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倡言一种今世精神，从而消除了单纯时间概念的价值零度的范围性的话，那么“现代性”则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越发猛烈、越发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性”与“现代性”达成了一致。由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遭遇最严峻挑战的，莫过于那些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金融资源的跨国流动，媒体权力的全球扩张，文化资讯的异地共享，生态保护的无国界化等，每日每时都在引发见解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拆解着旧有的规范和习用的惯例。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全球化甚至成为当今变革精神的突出表征。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一种变革已然发生，用于反映这种变革的词语就是‘全球化’，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它是当今最常用的、用于反映一种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标识符号。”（注：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期间》第133-13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关联，构成了“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概念相互交叉、彼此融通的基点。
然而“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所面对的期间称为“现代”，也可以将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激进态度称为“现代性”，从而在不同的期间就有不同的“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有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近代工业革命期间也有它那个期间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也就是当今期间的“现代性”，大概说当下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性”作为一个地理性、区位性的概念又使“现代性”概念发生从时间关系到空间关系的转换，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经济、科技、资讯、生产、贸易、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协作、彼此依存，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终究有利于全体人类建立起越发紧密的联系。这就在“现代性”中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团体性和美满性的召唤，它不是将人类阻遏开来而是促使人类走向会通和整合。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全球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依托和实际内涵，“全球性”乃是“现代性”的当下形态和空间形态。
“全球性”与“意识形态性”
当今全球化进程不但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辐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全球化期间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全球性联觉”(globallyvariablesynaesthesia)，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但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标榜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在推进“民主化进程”，提倡“以法治国”，改进“人权记载”方面致力，而不肯意在这些问题上为世人所诟病，使自己的形象遭受损害。
然而这一趋同之势并不能说明全部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弥合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条鸿沟甚至愈发加深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广泛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体制形式和人权标准的全球推行表示信心，“民主”、“人权”之类概念险些成了西方政治家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成了挞伐别人的掌中利器。除了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涉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采取西方法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比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别的他们也常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破例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罗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抵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比方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别的，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见解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反对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见解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作育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上述情况昭示了全球化期间意识形态的一般状况，最终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和抗衡。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饰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法，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注：TerryEagleton,Literary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3.）不妨这样以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新进性、公道性和完善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主要视其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中，最终还是要凭经济实力说话，在这一点上并不管你是西方发达国家还黑白西方发展中国家。如前苏联，随着其国力的沉浮盛衰就经历了其文化魅力由弱变强又由胜转败的悲喜剧。总之，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同样会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主动去推广和传播其文化传统、思想见解和价值标准，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当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确实显示了冷战期间不可相比的矫健的生长性，显示了异军突起的明显势头，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90年代末成功抵抗了震荡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极其出色的篇章。正是以这种不停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刚强后盾，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和底气倍增，民族复兴之梦开始在脑际萦绕，振兴本土文化的宏愿也在心中勃勃涌动。就从“全球性”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见解和趣味风尚等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一点来说，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的既不是灾难，又不是福祉，而是机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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