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的四大支柱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能研究所何克抗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品行与才华，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表明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闻名论述既说明白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调，也清楚地表明白儒家对教育作用的见解：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见解，做到不为各种私心杂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标(即形成完善的品德)，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以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见解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矗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本位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品德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雷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来归纳综合，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中原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期间，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气概。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
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能，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罗识字和自然博物知识，相称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但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罗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1]。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罗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称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称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罗德、智、体、美四个方面，而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以为只包罗识字而不包罗自然科学知识，很多人以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罗列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包罗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以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联合、知行统一的见解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涵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谆谆教导、因材施教，学思联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规蹈矩，叩其两端、闻一知十、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
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别的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课本。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课本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杰出建树，不但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固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品德。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品德的过程。孟子以为，有无品德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品德就要沦为禽兽。所以作育品德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品德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本日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品德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3]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品德标准的影响"[4]。把完善品德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作育理想品德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灿烂思想不但至今有其重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但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作育理想品德，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品德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挥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得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
才华渐渐完善品德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调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最少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渐渐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尊长、对上级领导以致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断送；而在宁静时期则要对自己所负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后代要"慈"(父慈才华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后代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渐渐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条理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践仁途径
由图可见，"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调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根据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公道，符合人之常情，乐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反观我们多年来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改革开放以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道德教育目标都很正确、也很具体，可是收效并不大，原因在哪里呢？"五爱"中的每一爱都很重要，都是德育的根本，德育的中心，结果多中心即是没中心。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中小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道德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有雷同的弊玻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峻，德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更无人干涉了。
第二是关于教育心理。
搞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搞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
实践--在目前海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称广泛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机动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但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稀有。下面我们仅罗列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华使学习有内涵驱动力，不致中途而废。
*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但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而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条理：想学、好学、乐学。其中"乐学"是最高条理，可以产生最大的内驱力。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两种关键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疑难问题时一定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一节中将详加分析)，并指出，学生处于这两种状态的时刻就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
*先天天禀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天禀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即是宣告教育不但对人的知识与本领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喭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华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比方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商贾┅┅)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华得到理想的效果。
第三是关于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以闻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见解(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界)，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但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
也是由孔子(而不是苏格拉底)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才出生[5]。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作一比较。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公理与非公理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6][7]：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公理类。
问：偷窃、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公理类。
问：假如一个将军处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黑白公理吗？
答：不能。
问：假如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虽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部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对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立刻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怎样理解？
答：应算是公理的。
问：假如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公理类。
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假如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尽，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窃行为是公理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以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欧谛德谟：请答应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捉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抵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表明："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8]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抵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抵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
然后用比较正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9]。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但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碰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抵牾的心理状态，大概说两种不同的思维抵牾，以及这两种抵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非常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抵牾，但是两者处理思维抵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停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抵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渐渐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碰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抵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碰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抵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虽然也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即涉及高级认知本领的场合，恐怕对问题难以理解得很深入。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只管两种启发式在教学中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的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越发符合学生的认知纪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所以我们的结论应当是：孔子才是世界上启发式教学的真正创始人。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八个字是关于启发式教学的高度归纳综合，也是最科学、最天才的归纳综合。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比方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答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贴别
事业的成功，看看这条信息吧，别再说了，莫再等了，赢在职称资讯快人一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