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并不是第一个论述东方主义的学者，其观点也并不是全新的，可如今，在欧美甚至整个世界，影响力最大或最为人所知的却是他的。有学者指出，“在这股强烈的反对东方主义等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潮中，赛义德的最为突出，成为对文化帝国主义全面清理的里程碑”①。
　　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巨大成功，除了与赛义德特殊身份和20世纪70年代后的文学批评潮流密不可分之外，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赛义德将东方主义视为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和对这种话语的具体分析。“作为权力话语的东方主义乃是赛义德的一种建构。”②在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下，赛义德抛弃了研究东方主义的传统思维习惯与思路，以一种有效的“外在性”的证伪方式对东方主义重新进行梳理与阐释。传统东方主义者一直有着这样的预设:东西方文明各有一个本质的内核，它决定该文明的各个方面。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东西方文明都应该有固定的可以被总结和把握的特征，于是混杂的文化被简化。这样的预设使他们认为东方主义是对一种地域、一种异域文化的客观描述，最多认为这种描述有点偏差而已。可赛义德认为，这种本质主义的东方或西方不可能存在，文化应该是一种杂质的、综合的形态。
　　受福柯话语理论影响，赛义德东方主义并不探讨“东方”这个概念的“内部意义”，而是揭示有着严格内在统一性的东方主义是如何形成的，揭示传统东方主义研究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一方面，赛义德把“东方主义”作为一个研究客体，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术学科，另一方面，又深挖貌似科学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隐藏的传承机制、权力、政治、利益以及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这种将话语、知识、权力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使他得出与以前东方主义者截然不同的结论:东方主义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他者性话语，从而推翻东方主义者心中的“纯粹知识”的观念。赛义德认为，正是这些隐伏的因素决定了东方土义的霸权本质。这样一种关注“外在”关系的话语研究方式，不同于关注“内在”关系的形式土义批评，它打破了过去文学批评中区分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固有界限，它使人们能够发现文本之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从而达到真正理解话语的目的。赛义德将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创造性地引入东西方关系的批评中，不仅开创了一条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在东西文化关系上没有行进或可能无法行进的道路，而且丰富了福柯的话语理论。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东方土义文本的细致而深入的解读，赛义德指出，无论是作为学术学科、思维方式还是作为话语的东方土义都与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关系密切，东方主义完全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构建体，从而颠覆了东方大厦的根基。赛义德开启了对启蒙时期以来西方对东方的一切敌对、压制的反击与批判。
　　赛义德东方主义批判的又一个特征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再向政治论文的逐渐渗透。中东三部曲是赛义德对东方主义批判的延伸和具体体现，这是他与福柯的又一不同之处。赛义德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参与对权力的反抗。赛义德的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是对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解构，而他的实践更是一种理论化的实践，是文字游戏、批评意识和政治理念的具体化。正是在这里他对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日益偏离，而走向了葛兰西。赛义德借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进行了深刻揭示与严厉批判，并提出了反东方主义话语的具体策略与途径。在一书中，一方面，赛义德运用对位阅读法对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文学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读，揭示文学艺术作品与帝国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赛义德提倡以一种消解欧洲主导符码的反叙述对东方主义话语或殖民话语进行颠覆和挪用。
　　赛义德在继承与超越福柯话语理论中完成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理论，开拓了一条文化批评的成功之路，对后殖民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赛义德丰富和发展了东方主义这个学科，使之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在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匾乏，批判意识缺失的今天，毋庸置疑，赛义德给处在市场化、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鼓舞，以极好的典范，为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文化关系以及当下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尺度。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启示意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民族文化身份的建设问题。当今是一个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大众文化浪潮儿乎以迅不可及的速度进入并垄断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市场。中国应如何处理好本土化建构和本土文化建设、乃至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这些必须涉及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文化土体性等等复杂问题。赛义德东方主义特别是他的扩展人文土义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身传统的传承建构民族身份既不明智又不可能，我们必须意识到身份建构中他者参照的重要性，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处于对立与对抗，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混杂，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用超构思维即超越西方和中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实现多种思维的融合。所以积极参与交流交往，加入到“无调合唱”中成为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建构自己的身份的必然而理想的选择。中国文化建设的宗旨是，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既不是为了消除差异的民族性，也不是有意对这种差异性进行强化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吸纳差异，取他人所长，不以差异相对抗而以差异为丰富的发展空间。
　　第三，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文学性一直被视为文学的命脉，似乎无文学性，就无文学，不谈文学性，就不是文学研究。文学性功能被无限推崇与扩一大的同时，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自然就被简化为文学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具体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构成的以及这代西化式的全球化的今天，赛义德东方主义研究中独特的跨学科、多元性的宽泛视野与学术方法，赛义德对西方经典文学中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分析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当今的文学研究以极大的借鉴与有益的启示:文学理论要走在思想解放的前沿，我们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模式而走向文化批评，因为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性的问题，而是与文化息息相关具有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因此，我们就必须赋予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以新的含义，我们必须分析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性，我们必须揭示文学隐秘的权力构成性。
　　另外，关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虽然“在中外学术交流深入展开的语境中，我国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多样与深入的态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标志是己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①，但理论研究仍缺乏活力，仍存在对西方文论渗透的焦虑。在西方文论如潮水般传入中国的语境一「，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为如何发展、建构具有生命力的中国文论提供了方法与动力。如何批判性地看待中国的古代文论及西方文论资源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关键性一步。对批判，不管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我们应该摘下那副否定的有色眼镜，因为“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②。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考察古代文论话语，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寻找其产生的缘起，进而在更为广阔的现实基础上建立当代文论的话语阐释。许多古代文论知识在当下仍然具有生命力，不仅可以解释当下问题，而且还给予西方文论养分与营养。这些都足以表明古代理论资源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只有“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才能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摆脱白身的视域局限性”多。在权力网络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中国文论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场域，而不仅仅是拒斥西方“他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这是中国文论真正走出自身限度的契机。这也是赛义德东方主义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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