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西方的科学文化也相继传输到我国，并对我国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为我国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外理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发展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我国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开阔了我国理论研究的视野，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我国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不可否认，我国近二三十年兴起并流行的部门哲学研究，大都是在吸取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我国解放后的哲学研究历程是颇令人费思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了政治说教的化身和各种政策的注脚，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理论工具。但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将哲学的社会功能推向顶峰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远离社会现实生活，从根本上忽视了其反思时代与现实的固有批判功能，沉湎于寻章摘句和概念堆砌，深藏于“象牙塔”而不问人间世事，而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未能作出及时的和应有的反映，未能对时代课题给出时代解答，于是其作用与影响渐显弱化。特别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相伴而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沉渣泛起，在急功近利的人们面前，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哲学圣光，却是黯然失色，受尽人们的冷落嘲讽。哲学的贫困，迫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研究指向本身开始反思，并深刻认识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摆脱贫困，走出研究困境，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教条与偏颇，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和转换，走出思辨的“象牙塔”，加强对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将理性的视角指向鲜活的现实生活世界，并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思想养料和生命活力。于是，伴随着发展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哲学分支学科的兴起，部门哲学研究成为了我国哲学理论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目前，对于“部门哲学”这一术语，学术界尚无确定的界说。部门哲学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这可以从哲学研究的本性中寻找到答案。“哲学”的原初本义就是“爱智慧”，哲学即是求得智慧的学问。“爱智慧”无疑包含了一种不断探索、追问、追寻的精神，而哲学追寻智慧的最直接表现，即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正如罗素所说过的，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运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怀疑与批判既是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但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排斥，“批判精神”的精髓在于追问根据、探询理由。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哲学的质疑、追问与批判，又是建立在对现实及思想本身反思的基础上的。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也决定和体现了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哲学则是对这种思想反思的理论表达。但哲学对思想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忽视和排斥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由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思想总是思想对象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对象就不会有关于对象的思想，因此，哲学反思的虽然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对象即现实世界的思想，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对思想所反映的现实世界的反思。

哲学反思的社会实践领域不同，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具体的部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部门哲学是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哲学理论如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哲学分支学科的总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部门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应用哲学”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应用哲学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哲学作为整体地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人对于现实经验世界的一种内省体认。因此，探索和总结现实世界某一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具体科学，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背后，都无不打上哲学世界观的烙印。但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都应当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反思的理论成果，除此之外，就不能称之为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因此，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对某种特定哲学思想的应用，都仅仅是一种“哲学的应用”，而不是什么“应用哲学”。第二，“应用哲学”的名称，与哲学的学理本性不相吻合。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溯“应用哲学”这一名称的确切来源，但从其“应用”一词的使用来看，它无疑是衍生于“应用科学”这一科学分类概念。然而，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科学”是有其特定的涵义与所指的。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根据科学对实践的关系而区分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所谓基础科学，是指以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基本规律为主要任务的科学，而应用科学则是运用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以解决为人类服务的实践问题，如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即属典型的应用科学。因此，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科学，是相对于基础科学而言的，它们各自的目的和任务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作为对形而上的追求，哲学根本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在人类精神世界，可以有哲学的应用，但决不存在与哲学相对应的“应用哲学”。第三，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应用哲学，实际上是不能称之为哲学理论研究的。因为，它们大多是运用某种特定的哲学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作分析工具，解释具体科学理论和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问题，或者在具体科学中寻找作为“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具体例证，有的甚至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机械地把具体科学的研究内容分割为几个模块、若干个对子。这种所谓应用哲学研究，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哲学思考的本性，不能为哲学的“知识宝库”增加任何的哲学含量，而且因其无视具体科学研究的固有特质和规律，而往往引起具体科学研究者的反感和蔑视，造成对哲学声誉的极大损害。总之，在我们看来，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部门哲学是属于“哲学”的，而“应用哲学”作为某种特定哲学理论在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简单移植与推广，它是不属于“哲学”的。三关于部门哲学及其研究的特征，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从部门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第一哲学的关系来说，部门哲学总是体现着第一哲学的普遍特质，但它又是第一哲学不可替代的，是对第一哲学的延伸和发展。“所谓第一哲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古代是本体论，在近代是认识论，在现代则似为广义的实践哲学，但不论在何时代，它们都构成了哲学的核心内容”［1］59。从思维方式、知识类型等方面来说，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谋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达到对对象普遍本质的揭示即对必然性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可以相互取而代之。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反思的对象或者说反思的范围有所不同。作为理论活动，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总体性把握，部门哲学则是对构成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性把握。从这两个“总体性把握”中可出看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部门哲学思考的维度和反思方式不仅不能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性而独辟蹊径，相反，它总是在体现着第一哲学的普遍特质。从这一点上来说，部门哲学的思考视角不可能超出和超越第一哲学的理论视野。但是，部门哲学因其反思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实践领域而不是整个人类世界，因此，其具体研究内容与第一哲学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部门哲学又是第一哲学不可替代的。同时，由于部门哲学并不是以特定实践领域的个别现象或具体科学中的个别理论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而是对特定社会实践领域或者说世界的某个部分的整体性把握，因此，部门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第一哲学的关系，就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包含、互为条件的。部门哲学对于构成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把握，是以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为前提的，没有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总体性把握，也就不会有对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透彻理解，不可能有对构成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性把握。反之，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的整体把握，又是以部门哲学对于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把握为中介和条件的。没有对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把握，第一哲学就难以实现其对于人类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部门哲学既是对第一哲学的延伸与拓展，也是对第一哲学的补充与发展。其次，从部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说，哲学的反思特性决定了部门哲学理论具有超验的特征，并使之与具体科学区别开来。任何特定的社会实践领域都有特定的具体科学的研究，部门哲学只有通过对具体科学及其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才能提出和形成自己以概念范畴为表现形式的理论体系。因此，以批判反思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为根本特征的部门哲学，离不开以特定实践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的研究，具体科学既是部门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也是部门哲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但是，部门哲学与以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各门具体科学，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由于部门哲学是运用反思这一哲学思维方式而获得的关于特定实践领域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关于某一特定世界的哲学观，因此，与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第一哲学一样，部门哲学也具有超验的性质与特征。再次，从部门哲学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关系来看，部门哲学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哲学学科群体。正如上述，部门哲学并不是某种单一的特定哲学理论的称谓，而是对于如科学哲学、历史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等一系列不同的哲学分支学科的统称。

由于它们都是以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为反思对象而被归于“部门哲学”的名下，共同构成一个哲学学科群体。显然，这一学科群体的成员数目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与扩张之中。因为，不仅现有的这些部门哲学分支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相继建立的，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的发展、人类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新兴科学的诞生，部门哲学这一学科群体的分支成员也必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最后，部门哲学虽是以整个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为研究对象，但它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把特定实践领域中的各种具体现象和具体科学的全部研究内容都纳入自己批判反思的视野，而只是对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一种总体性把握。这是因为，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它并不是罗列和描述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现象。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领域的批判反思，主要是揭示隐藏在特定实践活动以及特定科学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或前提条件，并质疑和拷问这类背景预设的合理性根据以及提出其他可能的选择。因此，部门哲学对于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哲学反思，只是从总体上对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某些根本性问题给予哲学的审视。而这些根本性问题不仅对于以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理论的建构与完善，对于规范人们在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中的现实活动，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丰富与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中的具体现象和具体问题，属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由各门具体科学去研究和解决，它不需要哲学去“过问”。而对于哲学来说，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过问”具体科学本身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并且这种“过问”也不符合哲学反思的特性和本意。但是，现有的一些部门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A•博兰在其《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指出:“在有关物理学哲学或化学哲学的近期文献中，大部分均能使一般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感到满意。然而最近不断增加的、由哲学家撰写的论述经济学哲学的文献，却由于未能充分准确地表述经济学家的思想或理论，而使多数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并且也由于这一原因，使得多数文献未能对经济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2］177。他认为，“凡是撰写经济学哲学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达到他们目标的适当的策略。如果他们想要使经济学家相信:在经济学中存在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哲学问题，则明智的做法就是将讨论集中在主流经济学上，从而使经济学家都将愿意来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他们是想要哲学家相信，在经济学中存在一些有意思的哲学问题，那么他们就应试图紧紧跟随主流哲学的潮流”［2］177。我们并不赞同博兰的经济哲学研究“策略”的说法，因为，研究经济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是让经济学家满意、相信，还是让哲学家满意、相信，但他的“策略”不仅对经济哲学研究者来说不无启迪，而且对于其他部门哲学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在部门哲学研究中，如果把原本纯属具体科学本身的问题、特定实践领域中的个别具体现象，当作哲学问题去研究，并横加责难，其结果不仅将招致具体科学研究者的反感，而且将导致哲学声誉的损坏，而对于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与发展来说，则是无从谈起。哲学的批判与反思，并不是对特定具体实践领域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对具体科学理论的无端责难;哲学既非真理的化身，也决非具体科学理论的裁判者。因此，要使部门哲学研究既能对于具体科学研究有所助益，对于规范人们的具体行为有所牵引，对于哲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有所促进，那就必须合理地正确地运用批判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部门哲学作为哲学理论的思想特质。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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