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山 汪前元 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本能是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制度是共同体运转的基础，而习惯是两者间的桥梁，因此凡勃伦从本能-习惯-制度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解释技术性知识的产生问题。凡勃伦认为本能主要有六种形式：闲散的好奇心、工艺的本能、父母之爱、竞赛、好斗和掠夺。前三种本能使有助于技术的创新和应用①，而后三种本能则无助于技术的发展甚至具有破坏性的倾向。本能是人的生物性决定的，因此具有不变的特征，但是在共同体中所有的本能都同等地表现出来，它是由一定物质环境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制度是“一种流行的思想习惯、观念和精神状态”，它通过一定的规则鼓励某些本能的表达而压抑另外一些，进而使得某种类型的行为得到强化从而成为社会稳定的行为类型，从而影响到生产性活动的开展。这就决定了人的行为模式可能具有很多形态，而不只是生产性的。凡勃伦在生产性行为之外定义了另外一种行为类型，那就是侵占行为，它“就其成果对活动者有效用这一点而言，是把原来由另一活动者导向另一目的的能力转变成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的努力”（凡勃伦，2005）[7](p12)。侵占性行为是反生产的，只有在它受到压制的社会中技术才会顺利发展。因此，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演化时期，制度的特点决定了生产性活动的活跃程度，也就决定了技术变迁的速度。社会的演化由技术的发展所推动，又以各自独特的制度结构对技术的发展本身产生了或是积极或是消极的影响。和平时期不稳定的物质条件鼓励了父母之爱，从而使得人类能够更为容易地生存下来。“古人必须成为群体的一员，在这早期，当工业效率还非常低的时候，除非将个人的自我利益置于背景之下，否则没有群体能够生存下来（Veblen1898）[8]。和平时期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使用使得财富增加，这导致了私有产权制度的出现并将社会带入了野蛮时期，但是私有产权的发展却鼓励了掠夺的本能，工艺的本能反而被认为是羞耻的，而这解释了为什么野蛮时期技术变迁速度为什么下降。只有到了商业和金钱利益时期，工艺的本能才重新得到强化从而允许技术效率和科学观念的缓慢复苏并带来进步。

系统协同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

技术的发展会带来经济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制度的全方位改变，这是凡勃伦演化思想的内核，这也是凡勃伦被误解为“技术决定论”的根源。笔者认为，要澄清这种误解就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凡勃伦思想中技术对制度的影响问题：首先是一定的技术并不会自行运转，它的实现需要特定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形态与其对应，正如我们无法想象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与制度在农业社会出现，而现代工业技术也无法在现代组织方式和产权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被应用，因此这些关系和制度的产生来源于生产性活动所内在要求的“系统协同”本质而非技术决定论；其次就是某种新技术所带来的对经济、生活和深层制度的影响问题。这两种影响效应彼此交织并相互强化，但是显然第一种更为重要。凡勃伦认为，这种技术和广泛的经济、制度因素之间的协同最为深刻地体现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中，他把从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的现代生产分为两个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以手工业为代表，经由19世纪中期的一场技术变革而进入机器大生产的阶段。它们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生产体系。工业革命产生了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模式，这种协同作用产生的体系可以概括为：手工工场、小规模贸易、强调单个工人的熟练程度。这种体系的运行产生了新的以机会平等、自助和自我决断（self-determination）为核心的思想和信念并逐渐在整个共同体中扩散和稳定下来，而封建时期建立在掠夺、控制和臣服的基础上的制度则逐渐被取代或者自行退化了。这种生产、贸易和广泛的制度协同进一步驱动了技术和分工的进展，同时它也催生了分工中新的组织的诞生，“在西方的文明社会之中，制度的从强调权力转向了规定的所有权，这种转变完成之后，商业和贸易作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走向了前台，而这些习惯化的利益就成为了制度的特征”（Veblen，1914）。更为复杂的技术的发展，从而带来商业和工业进一步的分工。而这就使得部分工匠逐渐成为了其它工场或者工厂中的手工艺人的雇主。从而逐渐成为了纯粹的工场主并且主要涉及市场活动而逐渐远离直接的生产过程，金钱力量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这种商业化带来的是“商业的思维习惯”，也使得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得以诞生。机器工业的到来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逻辑，它的特点是将工厂、机器、工作而不是单个工人作为核心。大工厂强调的是生产流程的标准化，工人必须根据给定的机器过程的需要被使用的，他们成为了机器设备的辅助设施。新的秩序下生产力的来源不再是手工业者和他们的手工技能，而是机器设备和标准化的流程，它体现的不再是个人的技能和熟练程度，而是整个共同体的技术智慧（Veblen，1919）[9]。在机器时代，大企业的影响范围大大拓展，它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拓展成为影响整个共同体的标准。它通过标准化的贸易将产品和服务传递给消费者，从而影响所有阶级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在产业之外的其它部门雇佣工人的生产方式。因此，机器工业不仅改变了工具的使用方式，还将它的原则强加在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生活习惯里面，而同时改变了整个生产组织方式，消费乃至政治。因此现代生产体系是一个“过程的连接，它的特征是一个单一的、全面的、稳定的机械过程。任何一点的打乱都意味着某一子系统将会获得额外的优势或者劣势”（Veblen,1932）[10]。这个体系不会完美运转，资本主义的运转内生出破坏性的力量———商业企业家阶层。凡勃伦对商人和商业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历史作用大唱赞歌，“现代文明的物质框架式是工业系统，使得这个框架充满活力的是商业企业”（Ve－blen,1932）。但是由于企业家商业企业家是以金钱为目的的，而资本主义机械过程的本质是工艺的改进和生产的效率，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随着商业和工业分化的深化，商业企业家全面控制了机器过程，这种矛盾就体现出来了。他们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垄断技术工人竞争、控制交易等手段赚取高额利润，而这些都是和机械操作的要求相悖的。凡勃伦担心这种矛盾的扩大会葬送资本主义的成果，因此他先后提出让工人联合和工程师掌控生产和社会的改革思路，这些思路对当时的罗斯福新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制度问题的重新讨论

凡勃伦对技术演化过程的论述，无处不牵涉到制度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思想中制度定位和作用作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凡勃伦就技术创新与新技术的实现问题主要规定了如下四种类型（表略）。鼓励ⅰ指的是既有体系中存在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它来源于历史中形成的鼓励工艺的本能、父母之爱和闲散的好奇心的制度。如上文和平时期鼓励父母之爱的各种制度。阻碍ⅰ则指的是那些既有体系鼓励了侵占行为的制度。这以野蛮时期的整个制度体系为典型。鼓励ⅱ：（主要是）新生的还包括旧系统中能够与新技术一起产生系统协同效应的从而有助于技术效率的制度。阻碍ⅱ则较为复杂，既指原有存在的不能按照新技术要求进行适时调整的制度，它甚至可能在既有共同体中也包括系统内生的侵占性制度，如上文提及的和平时期的技术发展导致野蛮时期的制度形式。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制度的规定都是历史特定的，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互相转换，比如自然权利的观念是手工业发展阶段的结果，但是它到了18世纪中期才成熟，而在这个时期手工业已经被大机器工业所代替了。凡勃伦认为，这种产权已经不再是具有良好的行为目的。在商业企业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破坏性力量的同时，自然权利的信条则成为了维护这种破坏性力量的制度基础。自然权利从鼓励ⅱ型变成了阻碍ⅰ型。因此好的制度可能存在于旧系统中，坏的制度也有可能内生演化出来，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制度的变迁路径无疑充满不确定性。凡勃伦还强调了系统中的力量对比和制度变迁的过程性的影响。在凡勃伦的体系中，带来技术变迁和实现技术效率的力量往往和支配制度的力量属于冲突的力量，前者是狩猎者、农民、手工业者和机器时代的工程师，后者是僧侣、骑士、商人和不在所有者（absenteeowners）；前者是经济系统中的无权的普通人（commonman），而后者则成为既得利益者从而支配制度的内容，维护既有的侵占性制度获主导制度按照它们利益的逻辑而不是生产性原则演化。制度形成于个人的日常思维和交互关系中，是一个逐渐习惯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它具有强大的惯性，而新制度本身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并逐渐习惯化的过程，“来自商人利用这些变化了的物资条件给他们提供的更多的机会牟取利润的努力。他们的事业就是使新的工业形式变得对自己有利，同时又在继承于旧的商业游戏规则下工作……发现和制定商业秩序的适当对策并使之成为新的思想习惯，不仅需要法律的顾问，而且还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大量的实验”（卢瑟福，1999）[11]。新制度总是在旧制度的体系内萌芽并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实现方式。因此进步的制度变迁往往是难以取得的，凡勃伦对此抱以悲观的态度，“成功破除旧的习俗、规定、原则和判例的情况有两种。一是那些直接有助于共同体物质福利的本能如亲本倾向和工艺意识已经具有这种影响力，二是与有关共同体或文明持续的终身权益不相一致的制度要素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然而历史中更为常见、更为引人注目的情况却是低能的制度支配生活和文化，人们未能利用本能的洞察力量把自己从极度危险的制度环境，比如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制度环境中拯救出来”（卢瑟福，1999）。制度的滞后甚至僵化乃是经济进化历程中的常态，他尤其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生活中主要力量，在他们对事情的机械观的主导下，成为了现代文明进程的主要标志，法律和习俗的主题并没有与此吻合。因此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习俗和法律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说是负债的（Veblen，1919）。

结论

在凡勃伦看来，经济学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成长过程的理论，一种用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积累序列的理论”（凡勃伦，2004）[12]，因此技术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整个社会进化的一个子过程。对于仍然以线形的、单线条的方式来研究技术问题的众多理论来说，凡勃伦的思想不仅远超于他的时代也超越了现代的流行观点。尽管凡勃伦没有预见也无法解释工业大生产之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创新方式的变化，而且其理论的一些细节和具体结论也有待商榷，但是他在行为-技术-制度的反馈环中解释技术变迁的思路无疑将成为现时代技术创新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日程。而通过与其它流派与学科的现代制度主义者将凡勃伦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以工具———礼仪的两分法为框架进一步诠释了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新熊彼特主义创新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ichardR，2002）[13](p17-28)等则正尝试为现代技术创新经济学建立一般性的制度分析框架；而奥’哈拉（O’HaraPhillipAnthony，2000）[14]则将凡勃伦和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而构建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的新思路。我国已经明确把通过自主创新促进技术发展作为新时期的发展战略，深入研究凡勃伦的分析框架无疑在指导创新实现和提供创新的制度基础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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