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屈彩霞 单位：天津城市建设学院社会科学部

马克思不再从抽象的类本性来看待人、人的生活和人的世界，而是以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践观点即是实践的立场、实践的视野，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从感性物质活动的视野去理解现实、事物、感性的思维方式。［3］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看问题，人的感觉、所谓的人性，都只是因为它的对象的存在，因为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31)，而现实生活中“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127)，现实中神秘主义的面纱都被揭去，一切都不再是抽象思辨的或僵化直观的。正是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形成，才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来的问世;反过来说，后者正是对《手稿》时期已经形成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正式表达。所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和结论。早在1988年出版的《哲学和主体自我意识》一书中，高清海教授就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创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尽管过分夸大了实践思维方式的理论地位，但就指出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来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以往的哲学，无论是以客体、直观为原则还是以抽象能动为原则，都是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先在本质决定或者本质还原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力图获得一种用于支配宇宙的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性认识。因此，它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高于人类的本质，最终造成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直观与抽象的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结果。而马克思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以人类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了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统一，得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科学结论。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理解一切事物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对西方两千多年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超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真正的“哥白尼革命”。“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导致了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改变。它克服了旧唯物论和唯心论在‘本原’问题上的抽象对立，扬弃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它要求对哲学的对象、内容、性质、功能、体系等全部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和论证。”［4］从此开启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征程。

哲学革命的中介:哲学观变革

哲学革命必然表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从1842年六七月间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开始，经由1843年年底至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就充分表达了对当时哲学的不满，提出要“消灭哲学”。在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凸显了马克思所主张的“成为现实的哲学”。特别是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5］(213)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从研究对象、价值功能、研究方法、阶级立场等方面彻底表达并实现了自己的哲学观变革。首先，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价值功能。马克思认为，哲学应当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他反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6］(219－220)的理论态度，明确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7］(2)即哲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对“整个世界”的猜测转向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哲学的功能应该由揭示“世界普遍规律”转变为变革“现实世界”。哲学的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57)，“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75)。这种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哲学深切体现了对人的现实境遇的关注，对人的解放的追求，是一种真正为人的哲学。其次，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表现为研究前提的确认、反思基础的建立以及解释原则角度的设定。第一，马克思认为，哲学应以现实为前提。这个现实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确认的“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7］(67)。而德国哲学却是以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为前提，从来不提哲学与现实之间、哲学批判与人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所以，不管其言辞何等激烈，终归只是形式上的批判，不具有革命性。“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7］(73)第二，哲学反思应建立在实证的“历史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反对那种脱离现实前提的抽象思辨，尤其是哲学转向“生活世界”以后，更应该建立在描述人们实践活动的真正知识的基础之上，即“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取代。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7］(73－74)。这段话常被误解为马克思是倡导实证哲学。其实，马克思这里内涵两个层次的概念:一个是对现实描述的历史科学，一个是对历史抽象概括的马克思哲学。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后者是前者得以可能的前提。第三，哲学应以“历史观念”作为解释原则。“历史观念”就是以“人的活动”来揭示人的存在方式、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人的现实世界的哲学理念，即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8］这种原则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人之外的神秘之物，也不再把人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从人的活动去理解世界。由此，世界不再凝固不变，活动的人也不再是无所作为，世界正是在人的活动中运动、变化。再次，哲学的阶级立场。哲学的阶级立场就是哲学为谁、为什么服务的问题。马克思是中外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该问题的人。他认为他的哲学立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7］(57)，即他的哲学是为社会化的人类和未来的人类社会。而德国哲学却是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为现行社会辩护的。它们本身就是这个社会及其制度的一部分，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不过是理论的批判。但这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鲜明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其哲学研究目的和功用旨在为变革世界提供理论支撑，决定了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6］(220)，即内容的革命性和参与实践改造的现实表现，还决定了哲学要与无产阶级结合的必然性。由此，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他坚决反对像黑格尔那样在意识当中去消灭主人和奴隶的对立。马克思明确写道:“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2］(127)他继而提出了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定位，与此前提出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历史使命前后呼应，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在于:它打破传统哲学的框架，抛弃哲学追求“绝对真理”的幻想，把哲学改造成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以及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9］仅仅止步于哲学观的变革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但哲学观的变革无疑为马克思实现彻底的哲学革命提供了可能性，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中介。

哲学革命的关键:“新世界观”的诞生

在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诞生了。这种新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基础、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生活世界观。它认为世界是在人的实践作用之下由自在自然界向人化自然界转变的过程，它以人类解放为其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其理论指向。“新世界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形态，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首先，新世界观以“历史观念”作为解释原则，即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世界，把世界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它是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其次，新世界观的世界是生活世界。在“历史观念”原则解释之下的世界是和人密切联系的，人生活于其中并且是被人所创生和利用的世界，它是属人的世界。马克思拒斥将世界视为脱离人的日常生活、处于人的生活之外或超乎生活之上的东西的形而上学，因为那个“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178)。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应面向“现存世界”，应该关注“人类世界”本身，必须把现实世界看做人生活于其中、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生活世界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所建构的包括人、人类社会、人化自然界为一体的世界。再次，生活世界是在现实的人的实践基础上生成的。这个被实践所重构的世界既不能被归结为天然自在的自然，也不能被归结为与自然对立的狭义的社会，因为它实际上处在由自在自然生成为属人自然的过程之中，实际上是自然与社会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历史性存在。强调世界的生成性是马克思世界观最具革命意义的观点，它正确地揭示了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彰显了人的主体价值。以往“解释世界”的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它们都关注于对世界的终极真理的追求，都力图通过本体论的明证性前提构建现实世界的真理，因而都内在地包涵着世界观的澄明，但最终都只在观念中确立现实世界的绝对价值和终极尺度。所以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10］(22)。而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变革了以往世界观抽象分裂的解释原则，改变了以往哲学着眼于整个宇宙而无视生活世界的理论视野，是一种与哲学相区别的世界观。它“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1］(481)，其“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75)。马克思以超越“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而实现了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没有这个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就不可能实现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真正批判。［12］马克思所实现的新世界观的历史性变革，其深刻性就在于将对世界本身的理解诉诸现实的历史的过程之中，将对世界的把握看做是对历史“事件”客观逻辑的理解，从而导引出新世界观的真实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容。这充分表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变革的实质恰恰在于从“历史的客观性”、“历史发展的有条件性”和“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性”这些制约条件来理解现实的世界，由此超越了无任何条件性制约的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

哲学革命的落脚点:“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哲学革命没有止于提出一种新世界观，而是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并科学回答了“历史之谜”，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研究向着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转向，开启了现代哲学消解诸种“非神圣形象”的先河。“历史之谜”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落脚点所在，但这个落脚点并不仅仅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归宿，更是马克思哲学的重点所在。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之谜”的初步回答，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的经典阐述，再到马克思临终都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的深层挖掘，马克思几乎用了一生中了2/3的人生最精华的时间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足以证明其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首次将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使马克思超越了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包括黑格尔———这位德国哲学集大成者，彰显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应证了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事实上，正是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的异化、物对人的奴役激发了马克思想要解开历史之谜的热情和兴趣。而囿于传统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科学解释人类历史的。所以，马克思首先要进行一场哲学革命。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新世界观的诞生为马克思进一步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正确的前提和方法。实践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看到了现实的有生命的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因而马克思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73)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为了维持肉体生命的存在，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必然是物质生产。正是在人的物质活动过程中产生了人类历史的延绵不绝。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决定了马克思考察历史的方法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人们的意识。而以往的哲学家则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有生命的个人。所以，“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7］(73)。“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7］(92)按照这种考察历史的前提、方法，必然得出结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们的活动过程。人的感性活动是历史之源，物质生产构成历史之根基，人的现实生活是历史之内容。因而历史首先是现实生成的，不是玄想或思辨的产物。人与历史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他们以及他们的活动推动着历史的变迁。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只要抓住了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也就抓住了历史的本质。近代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固然不对，但西方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纯粹、充分发展了的和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13］(3)的观点，更是曲解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本意。其次历史是客观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585)。每一代人遇到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从根本上决定这历史的变迁，因而历史并不是唯心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由某种主观意志创造的。然而“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7］(93)。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118－119)历史是人的历史，一旦颠倒人与历史的关系，把历史变成抽象的主体，把人变成实现历史目的的工具，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就会被神秘化为历史宿命论。［15］(193)以上四个部分共同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整内涵。脱离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使马克思哲学革命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没有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同理，没有哲学观的变革就不会有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正是“新世界观”的哲学根基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成为一种现实，从而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彻底革命。至此，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的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马克思哲学内在就包含着历史观，没有哲学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不会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走向历史深处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马克思的超越“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就是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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