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敬玺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语境”由此成为一个关键词。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对“语言能力”的认识走过了一个从“关于语言本身的知识”到“运用语言进行实际交际的能力”的过程，也就是从乔姆斯基“能否造出合乎语法的语句”的语言能力，到海姆斯“能否合适恰当地使用语言”的交际能力，再到“能否在不同的语境中得体地运用语言”的综合语言交际能力的演化过程。“语言（交际）能力”不仅涵盖了人内在的语言能力与外显的语言知识，而且涵盖了实际的、动态的语言运用和人际交流的能力部分。

第二语言（外语）语言能力第二语言教学界

从1970年代起开始对学习者的“过渡能力”即中介语系统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早期中介语理论研究者（如Selinker，Corder等人）提出的语言能力与乔姆斯基所谓的“语言能力”，基本上都属于那种“同质的”语言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针对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后天的、不完整的语言能力，后者所关注的则是母语使用者先天的、完整的语言能力。只是在“交际能力”的概念提出之后，人们对于语言能力的理解才开始丰富和深刻起来。1980年，卡奈尔（MichaelCanale）和斯维恩（MerrillSwain）对“交际能力”做出了系统的界定和分析。他们认为，语言“交际能力”由四种不同的成分构成：语法能力、话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语法能力”包含“对于词汇项目和词法、句法、句法语义与音系规则的知识”，与掌握该语言的语符相联系。“话语能力”指的是将句子连接在话语序列中并从中形成意义整体的能力，其实就是对语法能力的补充。语法能力强调句子层面的规则，话语能力关注句子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结合反映出来对语言系统本身的使用情况。“社会语言能力”是对语言与话语的社会文化规则的知识，这种能力“要求对语言使用于其间的社会语境（参与者角色、共享信息和互动功能等）有所理解，因为只有在这种充分的语境之中我们才能对某个话语的得体性做出判断”。“策略能力”是“用来弥补这种（由于语言运用变数或者语言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交际失败而使用的言语、非言语交际策略”，亦即隐藏在我们通过“释义、迂回、重复、犹豫、回避、猜测以及语域语体转换”来做出修补，对付知识欠缺，维系交际进行那种能力之中的能力。社会语言能力与策略能力更多地与交际的功能方面相联系，是构成人语言交际能力的要素成分，它们的存在甚至先于语法能力的习得[5]。语法能力、话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之间综合互动，共同构建起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在所有的研究之中，巴赫曼（LyleBachman）的观点最为典型。在他看来，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除了单一的“语言能力”而外，还应当包括语用能力和组织能力。1990年，他用下面的图表来说明这一能力的组织结构[6]：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一同构成“组织能力”，即约束我们使用语言形式（句子和语篇）的所有规则和系统。社会语言能力被分解成两个方面的“语用能力”：语言的功能方面（“言外能力”，即发送与接收意图意义的能力）与社会语言学方面（处理诸如礼貌、正式程度、隐喻、语域和语言与文化结合面的能力）。策略能力单独列出，作为交际语言能力中的一个独立协作因素。“第二语言（外语）语言能力”于是就应当包括三个大块（组织能力、语用能力、策略能力）和五个方面（语法能力、语篇能力、言外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的成分要素，其中的策略能力可以作为一种与语言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但又特立独行的能力要素。

对外汉语语言能力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有了六十年的历史。前三十年里，我们基本上是把汉语知识的学习和汉语言语技能的训练作为培养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交际性原则”的认识日益深刻，对语言要素、言语技能、言语交际技能与文化背景知识的相关性与一致性也有了相当的体认。结构、情境及功能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与理念应运而生，出现了刘珣编著的《实用汉语课本》和邱质朴编著的《说什么和怎么说？》这样一些吸收了国外功能法特色并产生了明显教学效果和影响的对外汉语教材。“结构+功能+文化”的理念逐渐渗透到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之中。新的世纪带来新的认识。2003年，教育部颁发《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确定中学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为“形成有效的英语学习策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而“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是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合发展的基础上”[7]。2004年，教育部颁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学大纲）》，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8]。欧洲理事会在欧盟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CEFR），在其中明确地提出“面向行动”的外语教学理念：“语言使用，包括语言学习是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作为社会人完成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发展了自己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而“语言交际能力可包含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等几个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又有知识、能力和技能等构成要素”[9]。该“框架”与加拿大所编制的《加拿大语言标准》（CLB）和美国颁布的《外语学习的目标：为21世纪做准备》与《21世纪外语学习目标》一道，对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对外汉语语言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启发。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开始把目光投向全球范围的汉语国际推广，从而步入国际汉语教育的全新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加上国内外的两大推动力，直接促成了国际汉语教学的三大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面向的是“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对其运用汉语知识和技能进行交际的能力，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五个级别的描述，是衡量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重要依据”[10]。“国际汉语能力”的内涵在此基本上是汉语语言知识和言语技能的综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课程目标结构关系图”的形式对（国际汉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进行了界定，即由“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文化意识”和“策略”四个要素构成[11]。策略能力和文化意识得到了凸显，并分别被细化为情感、学习、交际、资源、跨学科与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国际视野等。《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则“是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五大模块的标准之中包含了“文化与交际”，该标准要求“教师应了解语用学知识，并将有关知识应用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教学实践中”而且“能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12]。通过教师的引导，使学习者逐渐习得汉语语用方面的能力，倒不失为一个现实的思路。

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

1）汉语语言知识（包括汉语拼音、汉字、汉语词语、汉语语法、汉语语篇和汉语使用的功能和话题等方面的知识的掌握）；2）汉语言语技能（即完成接受、产出、互动和中介型汉语语言活动的技巧和能力，亦即听、说、读、写、译等汉语使用技能）；3）汉语文化语用能力（包括中国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汉语语用规则的掌握和使用等）；4）汉语策略能力（包括学习者在汉语学习与运用过程中所使用的那些能够促进学习和完成交际任务的技巧和方法）。构成汉语学习者“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四要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互促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表现出来：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通过下面的过程逐渐获得：一个（主要通过遗传获得的）生理、心理相对健全的外国成年人（也可能包括相当一部分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在一定的环境中，带着一定的情感和态度，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来学习汉语语言文化知识，掌握包括进行口头和书面的理解与表达的汉语言语技能，调动其已有（通过母语习得与社会生活实践而掌握）的世界知识，逐步形成他（她）的汉语基本语言能力；这种基本的语言能力在学习者所习得的汉语文化语用规则的指引下，在其所能掌控的汉语交际策略的调节下，通过大量模拟和真实的汉语语言交际活动，逐渐转化成为汉语综合语言交际能力。掌握一定量的汉语言文化知识与汉语言语技能，调动自己已有的关于社会和世界的知识经验，汉语学习者便有可能获得一种基本的汉语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准确使用汉语的基础和前提，但未必能够保证汉语交际的得体性和有效性。汉语文化语用能力于是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以使学习者的现实汉语语言交际活动与具体的汉语文化语境相契合，从而促成在交际各方之间所进行的意义表达、意义诠释和意义协商的汉语交际活动。汉语策略能力包括对汉语学习策略和汉语交际策略的掌控，这种能力因素贯穿于汉语学习和交际活动的始终，既可以使学习更加快捷有效，又能够促进交际的顺畅进行，从而确保交际目标和意图的实现。在基本的汉语语言能力之中有机融入汉语文化语用能力养分和汉语交际策略能力因素，就有可能在交际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高层次的汉语综合语言交际能力。汉语基本语言能力的培养与获得，是国际汉语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底线，是汉语国际“普及”阶段的教学任务；汉语综合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与获得，则是国际汉语教学的高级目标和理想，是汉语“提高”阶段的教学追求。学习是人的活动，其中必然渗透着人的情感和态度，在汉语言文化的学习过程中，也就有一个激发与保持学习者动机和兴趣、发挥并强化其意志力的问题。我们不是常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吗？六十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使我们在汉语语言知识教学和汉语言语技能训练方面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也让我们在汉语文化知识教学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这是我们做好“普及为主，兼及提高”的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基础和资本。我们的薄弱环节或者“软肋”在于汉语文化语用能力和策略能力的培养，我们在“提高”方面还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去做。失衡的汉语语言能力培养现状，无疑给当下从事国际汉语教育教学的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迫切的要求，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机遇，于短时间之内在汉语文化语用能力和汉语策略能力的培养方面有所作为，那么提高国际汉语教育教学的成效就不再是一句口号，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也必将迎来一个真正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