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建筑色彩体系中，有独具一格的“红白蓝”色组，主要出现在萨迎建筑的色彩组合上，成为藏族建筑中萨迎建筑的标志性色彩。萨迎建筑中的“红白蓝”色组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精神文化象征。萨迎派寺院刷红、白、蓝三条色条纹，以象征文殊、观音、金刚手，三色成花，以此寓意善良、智慧、勇敢，这也是佛教密乘事部三估主的修行法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其中，红色和白色以并肩线条状横着涂在边玛之下，然后接着竖着在墙中央，蓝色涂在左右方形的空位。整个墙面的白色象征着观世音，因白色是观世音菩萨的身色，象征着大慈大悲;红色象征着文殊，因为红色是文殊菩萨的身色，象征着大智蓝色象征着金刚手，因为蓝色是金刚手的身色，象征着大力。这三种颜色成为一组，在佛教显乘中，它们的终极象征寓意是诸佛之三门，即白色象征着诸佛之身、红色象征着诸佛之语、蓝色象征着诸佛之意。在佛教事部曼陀罗修习中，三色又以三佛的身份而出现，即白色代表大日如来、红色代表阿弥陀佛、蓝色代表不动金刚佛。在不同的修习层次上，红白蓝三色经常成组出现在三种不同的塑像群、平面图像、陀罗尼咒字形……直至进入虚空，从世俗走向脱俗又返回世俗。寺院把这三种颜色刷在墙身不光能表达佛教的要旨，同时也是一种佛教文化的宣扬和教化。信奉萨迩派的民居也在外墙上刷上三色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可能并不能领会其中的涵义，但他们通过接受这种佛教的色彩外在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虔诚。直到今天，萨迎寺院和围绕其周围成的萨迎民居成为独特的红白蓝藏族建筑群，这也是僧俗文化融为一体的标志。
　　在藏族色彩中经常还会出现四色一组“红绿黑白”、“蓝黄白红”、五色一组“蓝白红绿黄”和六色一组“蓝白红绿黄黑”等方式，各自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建筑色彩体系中，有时会见到上述以外的其他色彩组合，如“红黄”色组、“红黑白”色组、“红绿黑白”等，这些组合与建筑所信奉的教派、供奉的神灵或修行的方法等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藏传佛教的寺院里，经常可以看见五佛并坐，这五佛代表五智，亦称五智如来，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代表法界体性空，身体颜色为白;东方是阿朋佛，代表大圆镜智，亦称金刚智，身体颜色为青;南方是宝生佛，代表平等性智，亦称莲花智或转法轮智，身体颜色为金;西方是阿弥陀佛，身体颜色为红，代表妙观察智;北方是不空成就佛，代表成所做智，亦称揭摩智，身体颜色为绿。藏密尊奉的时轮金刚，常见的形象是四头十二臂的双身像，四的颜色也各有区别，前后左右依次为蓝、黄、白和红，分别表示增益、息灾、敬爱、降伏四种事业。寺院建筑以黄红主色调，以白色作为衬托，对比鲜明。藏传佛教曼陀罗①的布局色彩也影响着建筑色彩的成组布局。承德外八庙之一。曼茶罗，藏传佛教术语，是梵文Mandala的音译。曼茶罗意译”“坛”、“坛场”、“坛城””、“轮圆具足”、“聚集”等，是密教传统的修持能量的中心，为了描述或代表其宗教的宇宙模型，或显现其宗教所见之宇宙的真实，所做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布置”，用以表达宇宙真实“万象森列，融的普宁寺后的大乘阁一组建筑，按照曼茶罗的义理而构思设计。大乘阁的四角有四座喇嘛塔，代表“四智”:东南角是红塔身镶琉璃莲花，象征着释迎牟尼的诞生东北角的黑塔，镶琉璃降魔柞，代表释迎牟尼降魔得道;西北角的白塔，镶琉璃法轮，代表释迎牟尼初转法轮;西南角的绿塔，镶琉璃佛完，象征释迩牟尼涅梁。
　　北京颐和园后山也有四大部洲，在四座颜色和形状都不相同的琉璃塔，也是象征着曼茶罗的布局。桑耶寺以乌策大殿为中心，殿高三层，五顶对峙，象征着须弥山峰;大殿四角建造红、绿、黑、白四座塔刹，象征着四大天王，也是藏族传统建筑中曼陀罗布局的经典。在建筑装饰五种，各种色组才常常出现。如屋顶的五色经蟠，五色代表苯教中的五大、佛教中的五空。门相窗嵋中的装饰也成组的使用特定的色彩，将宗教的寓意和世俗生活融合在一起。纵瑞彬在“藏传佛画的色彩管见”一文中写道:“从总体上来说，白、黑、红、黄、蓝、绿作为藏传佛画色系中的主色(或称基本色)，被不断予以强调与把持，它们不单是一种符合自然体系的具体方式，而更是一种与藏民族心理结构相契合的佐证形态。”其实不光是绘画中的用色，藏族建筑体系中的色组运用同样是藏族传统文化和藏民族心理结构相契合的佐证形态。
　　“金”色在藏族建筑中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而且非常重要的色彩，一般只使用在宫殿、寺院等高级建筑的屋顶和用在墙面上及屋顶上的装饰物。巍峨壮观的建筑群夔金金顶及建筑金质装饰物所呈现出来的金色，使得藏族建筑更加富丽堂皇，气势宏伟。“金”色与藏族建筑中常用的其他几种色彩不同，在藏族传统中并不是一开始就用于建筑上的颜色，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而最终发展形成的建筑艺术形式。藏族建筑中对金色的使用，大致是始于佛教传入藏域以后。《西藏王统记》记载了藏王松赞干布在修建大昭寺亲自化身工匠“……或安横梁，或截檐桶，或铺木板，或盖金顶，使此殿堂，成为无比庄严”，“放射千光金宝顶”。可见早在吐蕃时期的早期就出现了金色屋顶的形式。但此时的金顶可能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黄铜囊金的金属屋面形式，极有可能是从中原传入的采用琉璃技术的黄色琉璃瓦屋面。琉璃技术用于屋顶在中原地区始于北魏时期，到唐代已经较为普遍，且以黄色为贵，蓝绿次之。吐蕃时期文成公主进藏后将中原地区高级别的黄色琉璃瓦用于大昭寺的屋面是极有可能的，可能“金顶”的称谓由来与此。从唐卡、壁画等艺术形式中看到的吐蕃时期建筑出现的黄色屋顶也极有可能是这种黄色琉璃瓦屋面。《西藏王统记》还记载了在桑耶寺的建设中王妃“卓萨·降曲准建增善沙石洲……用红铜为顶盖”，可能是早期的铜质屋顶。从相关的文史资料对于桑耶寺建筑布局、内部装饰及对于其中五塔和围墙的色彩涵义予以详细介绍却未有专门对建筑金顶进行介绍这一情况来看，可能当时还没有赋予建筑金顶以特殊的意义。朗达玛即位，开始灭佛运动，吐蕃社会走向分裂割据。10世纪后期佛教再次得到逐步的复兴，在萨迎寺的兴建工程中出现了歇山式黄铜婆金屋顶，有学者认为萨迎北寺大屋顶殿中的汉式歇山式“大屋顶”可能是最早的金顶。从此在西藏佛教后弘期以后各大寺庙的兴建中金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直到甘丹颇章时期，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金顶群的建设，使得藏式金顶发展到极至，形成藏族建筑所独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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