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是科技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复杂话题。阻碍工程师伦理责任发挥的因素有工程确定责任和责任追究存在困难,工程师受经营者或政治家的决策和控制致使难以对研究成果的应用后果负责。
　　在现实生活以及工程试验和建设中存在工程师不诚实的现象,在工程实践、工业与商业、工程师与经理、工程师与雇主乃至社会或人类之间常常存在利益冲突。
　　因此,应该加强工程师的工程伦理评价,在技术伦理责任方面尽可能达成共识,客观公正地评价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唤起工程师的责任意识,健全工程法制管理,增强全社会的工程伦理意识和素质。
　　20世纪以来,随着大型工程项目的不断实施,工程的社会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为此,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探寻工程师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以责任概念为表征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工程师作为社会的成员,除了做好公民以外有没有特殊的伦理责任?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工程师对工程伦理责任的发挥?我们如何加强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这些问题成为我们反思的焦点。
　　工程师有无特殊的伦理责任责任(responsibility)与日常生活中的义务(duty)、责任(obligation)和法律上的应负责任(liability)的含义稍有不同。
　　责任作为在伦理学中新近出现的用语,其词根是拉丁文的respondere,它在西方宗教伦理传统中用于接受或拒绝上帝的召唤。英语中作为抽象名词的"责任",最早被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在汉语中,责任最通常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的职位(社会角色)或机构相联系的职责,指分内应做的事或由于没有做好而应当承担的过失。
　　责任一词最常用于伦理和法律时的含义是人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重视功利、强调个性和民主的现代社会,人们对"责任"的思考越来越多。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他认为:"责任伦理的行为则必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它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总之,作为行为者的人和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是责任的核心。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知识和力量相当有限,活动不甚复杂,某一行为的动机、目的与行为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比较直接、简单。于是,人们习惯将行为人的伦理问题归结为某种信念体系问题。
　　这种对行为主体以及行为的衡量主要就是看行为的目的是否纯洁,只要求行为动机的至善性,而不计其行为的后果。
　　随着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工程师个人知识和能力不断增长,伴随着他的行为本性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工程师的行为后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严重、持久而难以预测。现代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伦理学中必须遵循的原则,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
　　因此,作为掌握了工程知识或特殊职责的工程师,他们应负更多的伦理责任,需要有特殊的行规来约束其行为。他们的伦理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如果他们没有高度的责任感,不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就可能给他人、社会和自然带来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但是,工程师到底有没有伦理责任的问题一直是科技伦理学和工程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课题,并且工程师有没有特殊的伦理责任也因人们对工程本质和特点的不同理解而存在很大的争论和偏见。
　　一种观点认为,工程是科学的应用,工程只有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道德上的好坏之别。这种观点在工程师中间比较流行。
　　按照这种观点,工程活动是客观的和科学的,工程师个人对自己的技术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责任可言。另一种观点是技术自主论。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发展不受外界社会包括伦理道德的控制。法国哲学家埃吕尔说:"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而"技术根本不顾及人们在伦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考虑,所有事物都要适应自主的技术的要求",并且"技术选择不是由人所作出的,而是由技术本身作出的"。[4](P136)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技术,只能把人类引入歧途。
　　按照这种说法,人就不应当对技术应用的负面效果负责。第三种观点是工程工具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技术只是人类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
　　在工具论者看来,技术的价值在于实现社会为之设定的目标,它本身无所谓善恶之辨。技术本身不对其后果的善恶负责,这个责任应当由使用技术的社会和人来承担。
　　但是,这种技术工具论的观点没有看到工程实践的复杂性和工程引发的社会后果,把工程技术与它的社会后果割裂开来,认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就是为社会设定的目标提供技术方案,他们的技术行为本身没有对错可言,他们的责任如工程哲学家塞缪尔·佛洛曼(Samuel Florman)认为的只是把工程做好,无须追问工程是否合乎伦理、工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这暴露出技术工具论的局限性和荒谬性。第四种观点是工程伦理问题与一般职业伦理问题无异的观点。由于工程伦理学十分"年轻",只有20多年的历史。于是,有人提出既然一般职业伦理学已经十分成熟,应当足以解决工程中的伦理问题,工程伦理学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
　　从上述观点可知,工程是科学的应用的观点和技术自主论的观点不同意"工程伦理学"提法;后两种观点(工程工具论和工程伦理问题与一般职业伦理问题无异)则认为工程伦理学无独立存在的必要。这些观点使工程师是否有伦理责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阻碍工程师伦理责任发挥的因素(一)工程确定责任和责任追究存在困难在工程设计和营建中确定责任存在两个现实的困难:一是对工程产生的社会后果难以预测。因为在现代工程技术中,人们行为的目的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变得复杂,人们的行为后果越来越复杂,工程技术带来的风险更难以预测。
　　二是责任的归结、分配上的困难。与工程密切相关的两种情况使得责任分配的复杂性更加突出:一是众多的单个人的行为会发生聚合效应,产生严重的后果(如环境污染、资源消耗),难以确定其中个人的责任;二是在组织化的结构和分工合作的社会里,由于劳动分工造成个人责任难以确定。
　　人们要问:日本广岛受到原子弹袭击,责任在谁?是轰炸机的驾驶员吗?是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及其领导者奥本海默吗?是命令投掷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吗?是批准进行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的罗斯福致信提醒注意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的费米和爱因斯坦?又如对于追究某一工程事故的责任人来说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以事后追究少数或唯一的过失者、责任人为导向的责任观念在当前复杂的技术环境下遇到了难题,显出不足。
　　因为工程系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又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单向的、单一的原因的责任,并且遇到障碍:一是工程项目技术复杂,规模宏大,分工细密,组织庞大,难以找到具体的责任人;二是即使找到责任人,他也无能力承担巨大的责任负担。所以,即使能够找出应负责的个人也是于事无补的。总之,在工程中很容易出现我们所谓的互相扯皮的情况。
　　工程师受经营者或政治家的决策和控制致使难以对研究成果的应用后果负责尽管工程对我们的安全和福利影响重大,但我们一直倾向于将它看作是大型的非人的机构的一个工具。工程师等与工程有关的个人常常被视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不是负责任的决策者。这种工程观是工程伦理学发展滞后的重要根源。
　　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誉不如科学家高;在政治上,工程师被淹没在知识分子的笼统称呼之中;在企业中,一切或至少重大的决策一般都是由厂长、经理说了算。即使是技术方面的决策,工程师也少有拍板决策权。再加上经营者和政治家一般来说考虑的是企业、公司或国家的个别利益,他们控制着工程师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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