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是国家对于被告人所作出的法律上的评价,判决的有效执行是一国法律得以付诸实施的重要途径之一。刑事判决得以执行与其实效性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存在,刑事判决当然可以被强制执行,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判决的可接受性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衡量判决对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实际效果的标准,而不再是依靠单纯的强制力。判决理由实际上是对于判决作出过程的描绘,是判决结果逻辑演化之说明,因而,能够有助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理解判决结果,增强判决结果在心理上的可接受性,进而自觉遵守判决的结果,服从法律规范,增强判决的实效性。 使得上诉、申诉具有针对性,规范诉权的行使。上诉、申诉等都是不服法官裁判的救济途径,而依据法律规定与实践作法,上诉、申诉等被法院接受,从而引发审判程序,必须具有充足的理由,否则,即使启动审判程序,当事人也会最终落得败诉下场。而判决理由的说明,实际上表明了法官作出判决结果的心证过程,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服, 可以有针对性地一一查验理由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发现错误与漏洞,使其正当诉权的行使为法院所认可

       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滥诉的发生,从而实现规范诉权行使的目的。形成对法官裁判权的有效制约,实现裁判的公正性。证据裁判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认肯的理性裁判的基本要求。因而,法官裁判案件必须对此进行说明。比如,对于有罪判决的作出法律规定有证明标准,法官必须说明根据现有证据与事实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在我国这个证明标准为客观真实,要求“每一个证据均经查证属实;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排除;结案时认定的事实和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形成的证据体系所得出的结论是惟一的、排他的。”那么,法官在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讲出本案已经符合上述要求的充分道理,就是对理由进行分析、论证。这迫使法官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进行裁判,减少了滥用裁判权的可能性,使得裁判建立在客观、真实、合法的证据的有机联系基础之上,有利于实现裁判的公正性。因而,陈述判决理由被认为是“公正的精髓。” 二欧洲大陆早期,由于源于罗马法传统,认为法官的责任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刑事裁判程序体系”研究(06YB76)成果之一。

       只是引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必以判决理由来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法国,法官泄露判决理由还要受到很重的处罚。在德国,法官泄露判决理由即使不受到处罚,也会被认为不大妥当。直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大陆各国才陆续确立裁判要说明理由的作法。“意大利从十六世纪起,法国在1790年,德国在1879年才将说明判决理由作为一项普遍义务强使法官接受。” 而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判例法制度,因而,一直有叙述判决理由的传统。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的判决书,其判决书说理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判决理由的内容事实是否属于判决理由。在英美法系国家,案件的事实不属于判决理由,而是与判决理由并列为判决书的组成部分。如摩根将判决理由定义为“司法意见中那些提出了为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规则的部分,而且适用它们也是裁决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所要求的。”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判决理由包括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等,范围宽广。如第267条规定,被告人被有罪判决的时候,判决理由必须写明已经查明的、具有犯罪行为法定特征的事实;对于程序参加人主张刑法特别规定的排除、减轻或者提高可罚性情节是否确定;所适用的刑法和对量刑起决定作用的情节;科处矫正及保安处分等。不同意见的理由是否包括在理由范围内。在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判决书中都广泛展示不同意见。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宣告判决时,无需统计法官们赞成或反对的票数,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实践中,无论法官对案件的赞同意见还是反对意见,都不作记载,也不予以公布,甚至不记载反对票数。这是因为,通常总是把法院看成是一个不露面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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