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技术力量。规范分析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制度基础。个体主义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调。个体主义方法是法学和环境法持续前进的力量之源。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贡献从“方法的自发”到“方法论的自觉” 从总体上看,蔡守秋教授对法学研究范式革新的相关著述,应是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拓荒之作。该判断的得出,既是因为一文在发表时间上的占先,更是因为之前的环境法学研究,尚未对支配环境法研究活动的前提预设、价值导向、思考方式、认识手段等诸问题进行全面的反省,缺乏对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思考,也就无法尝试性地提出解决方案。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现状纵观目前的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一是主张环境法学方法论和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有根本区别,应进行彻底的“生态化”或者说对传统法学研究范式进行“革命”。具体的论述,则从“主客一体化”的法学研究范式和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两个方向上展开;二是主张在可持续发展和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对原有法学研究方法进行“改革”,进而建构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

       具体而言: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革命”之维 “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是蔡守秋教授和陈泉生教授。他们明确提出,环境资源法学奉行“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即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模式。这种研究范式反映了环境资源法学所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了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论。在论述进路上,蔡守秋教授和陈泉生教授是从反思传统的“主、客二分法”、“人、物二分法”范式入手,论证法学研究范式进行“革命”的必要性,最后将其落实到环境法学方法论上。他们指出:主、客二分对立的方法、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等范式在法学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这导致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现实中环境危机问题的根源所在。现代哲学和科学理论已经对“主、客二分法”、“身、心二元论”进行了批判。环境法学的开放性要求其必须冲破传统法学“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之禁锢,形成“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革命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法学方法论的重构和 “生态化”过程。

       对此,郑艺群先生提出,通过法律制度解决环境问题时,应该跨越传统法学方法论的藩篱,来到生态和环境等自然科学的领域,汲取新的生态科学养料来重构原有的法学方法论体系, 这种重构就是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法学方法论生态化概念的提出,表明一种以生态整体观为视角的法学流派正在孕育、形成之中。生态化的法学方法论与传统的法学方法论在时代背景和文化根基、调整的关系范畴、哲学基础、理论预设、价值判断、深层结构与内涵等各方面都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其反映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弥合,体现了在法律思维上东方整体观与西方主体观的交融,也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改革”之维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李明华、李可、陈立琴所著的一书。该书是国内首部研究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学术著作。该书提出,把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终极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类生存的永恒支点,是不可超越的, 也是不可否定的。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重建,应坚持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人的利益是环境法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李可博士对环境法方法论的重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人本主义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价值指导。

       根据新人本主义方法,其他物种和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平等的,但是在伦理学和法学上, 人始终是环境法的起点和终点。针对传统上我国环境法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上的问题,吕忠梅教授有过较为全面的描述和批判: 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阐释现行法律法规,热衷于长官意志和行政部门解释,要么是“长官出思想,学者出解释(理论)”,要么是以法规解释法规,使理论成为长官意志的“注释”; 中国环境法的研究方法仍然主要是概念法学的逻辑演绎方法,闭门造车,缺乏对中国环境法制度实施的本土资源和环境条件研究;环境法理论研究与其他部门法研究严重缺乏沟通和联系,理论研究思维呈现单一和幼稚。对此,金瑞林和汪劲教授也有类似的论述。因此,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学研究,尽管也认识到并强调环境法学的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主张吸收多种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从总体上看, 环境法研究仍然停留在“注释”和简单类比的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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