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质界说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不断追问“文学是什么”的过程中呈献的阶段性思考成果。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本质界说，格外明显地透露出与“审美”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审美”既引领这一时段内的文学本质界说另辟蹊径，同时也给文学本质界说设置了一些迷障。探讨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审美问题，对于更公允地评价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本质界说成果无疑助益良多。对于三十年后正摸索新的理论起点的我国文学理论界而言，这种探讨也具有适时的启发意义。
　　“审美”首先在文学本质界说中呈现复义含混的样态，它与“反映”、“表现”
　　和“形式”等理论内核之间分别比较突出地发生着重心转移、精神性层面膨胀以及本体性互换的关系。这些关系并非彼此隔绝，而是以“审美”为名在近三十年的文学本质界说中，边界模糊地纠缠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审美”被隆重引入文学本质界说，并没有达到使文学本质愈辩愈明的效果，反而使对“文学是什么”的理解笼罩在混沌的“审美论”中。
　　我国近三十年来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审美论”，可以部分地归因于界说环节的缺漏，即在文学体验与文学本质界说之间，缺漏了“文学经验”这样一个必要且重要的环节。同时，审美体验侵占文学体验的现象，在审美心理主义和审美形式主义两个维度上偏斜得比较明显。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审美体验被误认为是文学本质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学经验这一环节中充分的解释性要素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文学本质界说应该主要以文学经验为平台，兼顾体验性和解释性。
　　文学理想型关注“文学应该是什么”，主要可归结为“审美自由”和“审美否定”两种自处方式。一部分理论研究者对“审美自由”理解上的主体性膨胀症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自处的孤芳自赏和虚无主义倾向。而以“审美否定”
　　为文学自处方式的意见，则使得对“文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中或者出现遗世独立的“伪否定”品格，或者出现“审美”与“否定”间难获平衡的尴尬局面。即便是建立在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穿越”型文学理想型，也在理论表述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以“审美自由”和“审美否定”为自处方式的文学理想型，均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美学化”趣味，而这种趣味很有可能会带来文学研究的两极分化和文学理论的身份危机。
　　“审美现代性”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伴生的文化特性，是“审美”与文学本质联姻的一大根源。在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审美现代性”主要在“对立于它自身”的意义上，也就是在致思方式上释放它对文学本质界说的影响力。但“审美”在帮助“文学”宣告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并未能拿捏好分寸，反而将自身设想为文学本质界说中的新权威。从我国文学理论建构目前的状况来看，“审美”并没有很成功地引领文学理论获得现代性的品格。
　　文学本质界说是对“文学是什么”没有尽头的思考和阐释，而与其结缘的“审美”，将会在这一思考和阐释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反思、辨析、扬弃、颠覆以及再创造。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究，回答的并不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因为关于怎样从各类文本中辨认出文学作品，是为受过教育的人所掌握的常识。这种常识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应对大部分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辨认工作，譬如对某个具体文本是否小说或诗歌的辨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新的创作范式，当常识无法确定它是否属于“文学”时，则需要借助理论对文学本质持续思考的力量，接纳或排除这一新的创作范式在“文学”中的位置，从而完成对它的辨认。因此，更准确地说，文学本质面对的是“文学是什么”的提问。这个提问从理论上预设了在被称作“文学”的各类文本中存在某种或某些共同的、普遍的性质，这种或这些性质使某一类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相区别，并被称为“文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有些许循环论证意味的过程。但“文学是什么”的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迂回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重在推进对“文学”认识的知识性积累，而不仅在于以此作为标识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
　　“文学”作为现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的文学理论史中，它都是一种与现代历史叙事紧密联系的现象。在西方，Literature经历了从高雅知识、写作或书写能力到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等词义上的阶段性变化，概念的形成时间跨越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进程并延伸至今。今天人们在一般意义上使用Literature时，实际所指包括了这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含混复杂的历时性变迁。在我国，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形成也与现代历史上具体的时间刻度相关，这表现在与20世纪之初“新文学”运动的紧密联系上。当时在将“文”与“学”两个单字连接起来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表述后，我国初期文学理论对“文学”中情感、想象和审美等要素的重视，使得这个概念具有了与Literature类似的含义。但与Literature在英语语境中面临的相同问题是，至今我国理论界对“文学”的界说仍旧莫衷一是，复杂的概念史给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增添了历时性的难度。在充分意识到“文学是什么”提问是个带有循环论证意味的逻辑预设的同时，还要考虑不同历史语境之下理论研究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不同反应，成为思考这一提问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同时，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与特定历史阶段内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历史的建构过程中，从而显示出时代的特点，比如，在英语语境中，19 世纪中叶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未婚妇女过剩问题和按照民族国家的需要培养儿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学就成了‘个人的’和‘直觉的’工具，扮演了关键的、恰当的角色”。
　　而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作为从理论高度上对文学特性进行概括和前瞻的思辨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与特定历史阶段内哲学、美学等理论知识体系保持紧密联系。比如，20世纪发生在西方理论界的“语言学转向”，既是从语言哲学角度对整个思想领域包括文学理论领域重新审视的一次大转向，也是倚重文学研究立场发动的一次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向，“通过文学，语言的存在再次在西方文化的界限处和她的中心地带闪烁”。如此看来，文学本质研究既不可能躲避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进入象牙塔内构筑“纯文学”的空中楼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周边学科变化发展的辐射力进行纯粹自足的知识生产。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只能将其放在复杂的关系网中，从某种或某些特定角度展开思考和论述，任何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回答，都只能是盲点与洞见并存的智慧结晶。
　　当下西方理论界又起“文学艺术终结论”的呼声，并在反本质主义的思路下表现出否定文学本质研究合法性的倾向。这类意见部分地认为，在“文学性”逃逸和扩散到各种文本中的“后文学时代”里，对经典文学语境下文学本质的追问已丧失存在的根基。这里我们且不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后现代”社会是否终结的问题，单看以“文学性”研究替换文学本质研究，这其中就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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