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是一个笼统大致的概念，民间对好官即称为清官，而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多出现的“循吏”、“良吏”、“廉吏”之人也多为清官。因此所谓的清官，多因人而异，时代有别，并无统一的判断标准。但从一些大的方面看，清官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特征总体上是相似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是行教、清廉、守法;有的学者也将其特点总结为爱国、忠君、廉洁、简朴、勤奋、性格刚直、执法严厉、敢于为民请命等多个特点。就清官这一群体在法律方面的基本观点与主张，本文特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清官人物———包拯和海瑞予以具体分析，以求能总结出我国传统文化中清官的法律思想的大体内容。

一、礼义为本、首重教化

历史上的清官多系儒臣，他们深谙孔孟之道，恪守儒家“德治”、“礼治”、“人治”的信条，因此他们将封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作为为官从政的基本准则，将封建伦理的道德教化作为有效治民、预防犯罪的根本途径。

(一)恪守礼义历代清官都把礼义道德摆在治国经邦的首位，并且身体力行率先遵守。包拯就十分重视孝道，并恪守不渝。据《宋史》记载，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时年二十八岁，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县)知县，但他“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后他改任和州，“父母又不欲行”，他就毅然辞官不就，在家一心奉养双亲。数年之后，双亲故去，他结庐居丧守孝期满后，才赴京等候调选。海瑞在为官治民时，极力倡导“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尤其对于生员士子，他要求必须严守封建伦理，违者将予以痛治。这是因为生员他日将要担当为朝廷治平天下之重任，所以今天必须“以礼齐家”。为此他还专门写了《规士文》，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谓八行。即无论士有百行，此八行者关系名检不细。”同时，他要求下属官吏要“洁己守义”，“仁义礼智之道”都应该“毅然行之”。

(二)重视教化包拯和海瑞都继承了“德主刑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政时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注重犯罪的预防，主张标本兼治。包拯认为:“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他引用董仲舒的“阳为德为春夏，当和煦发生之时;刑为阴为秋冬，在虚空不用之处”说法，并进一步引申为:“以此见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当上体天道，下为民极，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昔暴世法纲凝密，动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致溃乱。”同时，他认为老子所说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很有道理。总之，这些强调道德教化重要性的言语，为政者都应当“鉴于此言而无忽焉”。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德义为重。”所以为政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以狱讼文移催征为末，以教民耕桑转移风俗为首”。而风俗败坏、道德堕落也正是词讼增多的根本原因，故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上，海瑞注重掌握“转移化导之机”，以践行“感化之意”。如海瑞在疑难个案处理中的公平定律，就是依传统的伦理作为标准的，他说:“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这种断决疑案的原则，完全符合了儒家的伦理要求:袒护兄长、叔伯、争言貌(礼)时的乡宦，充分贯彻了“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袒护贫民、愚民、抑制争产业的乡宦和仗势对百姓进行人身欺侮的乡宦，贯彻了儒家“均平扶弱”的原则。通过这种贯穿礼义精神的教化，足见伦理准则在海瑞心目中的地位，正如海瑞所说:“上官意向在此，民俗趋之。为风俗计，不可不慎也。”

二、执法严明、守法自律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伦理与法律相融是重要特征，因此清官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护，必然引申出要求对伦理化法律制度的严格遵守和执行。而清官作为统治集团的典范，首先需要自律守法，清廉奉公。

(一)执法严明封建法律的伦理身份属性，决定了法律本身具有等级特权的特征。作为封建官吏的清官，其本身并也不会不能去扭转这种局面，但他们认为已经伦理化的法律应该在最高限度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秉公执法、信赏必罚是清官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历代封建官吏中，包拯、海瑞均以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而著称。包拯认为，治理国家首先必须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他说:“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法令即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为此，他主张:(1)法律制定后应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只有“法存划一，国有常格”，才能有法可依，取信于民。所以他一再强调:“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于后或小有异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更易。”(2)法令颁布之后，必须坚决执行。他强调:“发号施令，在乎必行。”如外戚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是温成皇后的哥哥，依靠裙带关系他取得了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三司使的要职，在任职期间，他对百姓敲骨吸髓，弄得民怨沸腾。对此，包拯多次上疏弹劾他，但宋仁宗却执意庇护。后来虽然免去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一职，却又任命他同时担任四个要职，包拯对此又四次上奏弹劾，使得宋仁宗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张尧佐的一些职务。海瑞执法，也主张听狱必须公正，法律对庶民和乡官应同等适用。他在任南直隶巡抚时，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颁发《督抚条约》，规定不论阁老尚书，只要是凌害小民者，均予以严惩。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海瑞认为办理案件必须“一一执律拟罪”，不可姑息放纵。如他在任兴国知县时退休尚书张鏊的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买木材，其依仗权势欺诈百姓，抢劫民财。海瑞将二人依法论罪，但当时的赣州官吏却在老尚书疏通之后放人回家，对此海瑞立即上书揭露张鏊言情纵子，斥责州官徇私枉法，最后迫使州官将此二人收监。

(二)守法自律正人先正己，只有清官自己做到了处处循法办事，自身无懈可击，清官才能敢于同一切贪官污吏作斗争。这也是清官为后人所最为称道之处。如包拯初登仕途之时，即赋诗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他将“清心”、“修身”作为自己仕途的起点，所以他能无畏无虑，敢于直言。正如《宋史•包拯传》所说:“拯性峻直……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如包拯曾在端州任知州，端州因盛产名砚台，前任太守超过贡数十倍强征，并以端砚馈赠权贵，致使砚工苦不堪言。而包拯到任后即下令只按贡数征砚，严禁多征。即使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仍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同样，海瑞为秉公执法，强调自己要率先垂范，严以律己。如海瑞在担任应天巡抚间所制定的《督抚条约》明文规定:“侵欺仓库，律有明条，举凡纸赎等项，无分上下，皆在库钱粮也。本院非为公为民，决不支用。其送过客送乡宦，为人做坊牌具赆举贺，一切不举。若道府州县敢有纸赎等项，用充人情，不行申报，本院知有律法，决不曰此俗弊也，情可原恕。其隐充囊橐者，又不必言矣。各道府州县毋贻后悔。”并且海瑞自己规定:“若本院妄行取用，是法司自犯法也，州县鸣鼓攻之。”总之，清官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的践行者，他们讲求的修德、守法、为官都能自觉从自身做起，这种为政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用法护民、重法惩贪

清官们因多出任地方官吏，与百姓接触较多，能够了解社会下情，民间疾苦，明白贪官枉法、暴虐百姓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认为，要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一方面法律必须保护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对于官吏和豪强的贪暴必须依法严惩。

(一)用法护民包拯作为赵宋王朝的忠臣，他认识到要巩固封建统治，必须设法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使“重困之民，渐获苏息”，不然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因此要真正忠君富国安天下，就必须爱民、宽民。他说:“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否则“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为此，他主张:(1)立法上应遵循“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恤民原则。如，他认为当时的盐法、茶法、冶铁法的官营禁榷制度，都存在着只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问题，他分析道:“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若复旧日禁榷之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久而不胜其弊，未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许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额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先有小损而终成大利也。”于是他在任期间，便亲自主持废除了病民害民的盐法，便利了商民，史载:“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2)审判中应改革不便于民的旧制，如“旧制，凡诉讼均不得径造庭下”。包拯认为，这不利于民众申冤，遂进行了改革，“拯开正门，使(民)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这一改革，就极大方便了百姓勇于申冤告状，也使奸吏从中敲诈勒索的机会大大减少。海瑞积极倡导为官要“专牧养、理幽抑”，并痛斥当时的官吏，“视民冤而不为言，知奸发而莫以告，上慢残下，何以为民父母哉!”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海瑞强调需要严肃认真听理大小狱讼、分清是非、断决曲直、保护百姓正当利益。第一，他强调不能以案情琐小而不受理。为此，他常下令所辖府州县官:“虽是小节，当为剖分;衣食等项，当为处理”。对于官员拒不受理告诉的行为，他下令严惩:“今后凡民间小讼，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若果无情尽辞，虽小必治吏。……如有仍前宽纵，复为姑念之说，与不受理者一并治罪。”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在判决上不应姑息诬告滥讼者，要做到“审之审之，始无惮烦;慎之慎之，终无姑息”。第二，他鼓励并保护真正有冤屈的百姓勇于申冤敢于告状。“各街人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胆来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或拦街，或叫门，不禁。”因此，他作巡抚时每到一处，便鼓励百姓对官吏贪毒、民有冤屈者进行告状。第三，为方便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姓提起告诉，他要求简化百姓告诉之程序，“今后凡词讼，口告者登口印簿，状告者登状告印簿，”而府州县官亦不得拒绝百姓口头作出告诉。他说“健讼之盛，其根在唆讼之人，然亦起于口告不行，是以唆讼得利。今后须设口告簿，凡不能文者准口陈，不准具诉状”。这样，在他所任职之地区内极大的方便了百姓的告诉。

(二)重法惩贪包拯认识到要做到“恤民”而不“害民”，就必须同贪官污吏的违法行为做斗争。他斥责贪官污吏为国家的害虫，他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为此，他主张用法律手段严惩贪官污吏。如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在任职期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包拯认为张可久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巧图财利，冒犯禁宪”，所以要求对此人从重论处，发配边远。即使对贵为当朝宰相的宋庠，其为政不廉，包拯也是直言弹劾，并且表示，如弹劾不实，甘愿接受皇帝治罪降黜。正是由于包拯“立朝刚严”，所以史载“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海瑞认为，天下之所以“盗贼”蜂起，叛乱不绝，主要是由于官吏们丧失礼义廉耻，贪赃枉法，荼毒百姓。他说“广寇大都起于民穷，民穷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为第一大害。”因此，海瑞主张要用严刑重法来杜绝贪污。《明史•海瑞传》说他“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他认为当时之所以无官不贪，贪污屡禁不绝，就是因为废止了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的律令，主张恢复明太祖时期的贪污八十贯钱处绞刑，更严重的剥皮实草的重典，足见海瑞除暴惩贪的力度和决心。正是司法实践中对豪强贪腐的打击，使得“权豪势宦，敛手屏息”，海瑞之威名“遂闻天下”。当海瑞于隆庆三年(1569年)被升任右佥都御史时，将以钦差大臣总督粮道的身份巡抚应天十府。结果，他尚在赴任途中，应天十府的一些官员害怕他的威严，有的提出辞呈主动去官，有的要求调往他省，还有的收敛穷奢极侈的习气，重新安分守职。一些显赫的权贵更将朱红色豪宅的门第，一夜之间都改漆成了黑色的。综上所述，从包拯、海瑞的法律思想不难看出，历史上清官的法律思想及其实践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清官们除暴安良、为民伸冤的举动是儒家重民思想的体现，而维护礼义、重视教化的措施更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实践版本，但从振兴纲纪、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清官们也有严峻执法，不畏权贵的一面，这明显体现出了法家的思想因素及务实精神。总之，虽然包拯、海瑞们的思想及行为对革除时弊、缓和社会矛盾和安定发展经济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官所具有的操守和精神更值得弘扬和坚守。但考诸史籍，历史上清官廉吏总是屈指可数，而贪官污吏却数不胜数，因此真正的清明的政治现实还是需要倚重廉政的制度化建设，仅有几个清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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