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马列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的贡献范文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地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创立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1840年,恩格斯在批判弗•威•克鲁赫尔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这个概念,他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开创了马列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

一、符合实际地调整和概括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

1950年3月16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2]当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妄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是当时我国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目前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三大运动相结合,动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动全体人民进行反帝爱国运动,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国防,巩固财经阵地,发展和巩固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3]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就孤立了。”[4]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确定了我们党在建国初期的主要进攻点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方面,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也开始由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时统一战线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为此,周恩来明确概括出了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和新任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力量,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5]事实充分证明,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对于我国稳定物价、赢得朝鲜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指出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统战学说,领导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学说,并提出了这个时期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6],“为了使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继续下去,而且在组织上形成起来,‘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是“人民实现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7]。人民政协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党长期合作的重要机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8]由此可见,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人民政协的成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民主人士的认同,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光荣地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奠定了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

三、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指出了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符合中国的国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的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准备宣告结束。毛泽东在1950年2月明确表示:“民主党派不能解散,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要继续发展。”[10]“要向大家说清楚,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有民主党派,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的口号’”。[11]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

2•强调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是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成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根本方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12]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13]毛泽东根据这一思想,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发展。

3•提出了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各民主党派直接参加了新政权的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章伯钧、谭平山、张奚若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建中央领导人黄炎培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谭平山、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担任了政务院的政务委员。在政务院所辖的三十四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人士有十余人。毛泽东亲自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仍然需要继续发挥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为此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全体到会同志抓好统战工作,改善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努力奋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四、制订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确立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制订了一套正确的而且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这就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等,废除了在旧中国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上,毛泽东非常重视加强和改善民族关系,注意加强民族团结,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消除了在旧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不平等和民族隔阂,实现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培养和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人民政府是实现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环节。1949年1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5]在筹建新中国以及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6]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7]60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作用。

五、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维护世界和平。这也决定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维护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这种国际统一战线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有了这样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胜利的成果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维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条件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了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声望,毛泽东提出了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地位。”[18]在开国大典的公告中,毛泽东强调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提出的我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信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本原则,成为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六、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的过渡。1949年元旦,在全国快要解放之际,毛泽东发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声明,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声明。在国共和谈再次破裂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用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后来由于美国的介入,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问题复杂化。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又面临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还有镇压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繁重任务,武力解放台湾就此搁置。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的开展,毛泽东将和平解放台湾作为解放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提上日程。

2•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1955年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参加印尼万隆会议出发前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19]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对台方针:“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20]1955年5月13日,在全国人大委员会第15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21]周恩来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国首次提出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台政策有了重大调整。1956年6月,毛泽东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大局出发,在对台问题上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3•在对台政策上提出了“一纲四目”。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加紧在台湾当局内部扶植亲美势力,对台湾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试图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使得台湾岛内反美情绪高涨,这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可能性和提供了发展空间。1960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22]1963年1月,周恩来进一步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2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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