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的资源获取问题；⑤社会创业机会开发问题；⑥绩效测评问题；⑦培训教育问题；⑧社会创业学习问题，DavidGras(2010)通过对1991-2010年之间发表的有关社会创业论文248篇进行文献综述发现，未来社会创业急待研究的主要问题共有27个：社会创业的形式和结构；社会创业创新；社会创业的背景影响；社会创业的创业机会；社会创业合作；社会创业的目标和目的；社会创业的启动资本；社会创业者的个人特征；社会创业绩效测量及其相关定义；社会创业利益相关者；社会创业战略行动；社会创业资源与使用；社会创业网络；社会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或道德；影响社会创业的制度力量；社会创业的绩效或增长；冲突和目标如何影响社会创业；社会创业组织的政策和实践；社会创业的动机；社会创业的组织特征；社会创业所涉及的变化；社会创业的可持续性；社会创业的内部治理；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社会创业；社区如何影响社会创业；其他问题。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社会创业研究存在许多问题和方向亟待解决和研究。但如果再进一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社会创业研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科学、严谨、结构合理的基于社会创业原有模型的法则网络(NomologicalNetwork)理论框架。重要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或合理关系的连锁系统被称作是一个法则网络。法则网络包括原有模型（新构念的内在维度及其之间关系的框架）、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具体而言，这涉及到社会创业研究三方面的缺乏：首先是社会创业构念原有模式的缺位，即缺乏社会创业内在维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其次是缺乏社会创业原有模式基础上的前因后果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构念的效度；再次是缺乏社会创业构念内在维度及其相关变量测量题项的科学设计。正如盛南(2009)在其博士论文所指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创业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主题，定性研究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更是罕见。尽管近年来社会创业在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持续升温，这一状况也没能得到明显的改变。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创业核心构念，以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包括其前因后果的法则网络的缺位、缺失和相应测量工具的缺乏，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确立社会创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的合法性地位，更能促进社会创业已有分散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整合，为后续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提供至关重要的工具支持，提升社会创业的研究层次。

国外社会创业研究发展动向分析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中国学者未来社会创业研究思路

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开始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但相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短，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落后于国外。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有关文献搜集，社会创业类文章仅仅发现20多篇，社会企业类文章仅仅400多篇。尽管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达20篇，但大部分都是理论比较和案例研究，严格意义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尽管中国现有一些研究文献（例如，焦豪等，2008；谢宏儒，2009；孙艺卓，2010；王皓白，2010；严中华，2008，2009，2010，2011）对未来“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框架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最值得借鉴的是盛南(2009)的博士论文《“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视角》，该文在梳理总结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社会化变革的过程为整体视角，以社会嵌入理论与结构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企业的社会创业现象进行深度解读、系统剖析和实证分析，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挖掘企业社会创业的核心内涵，开发“社会创业导向”的概念构思；二是探索“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和使能动力，明确“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三是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构建“社会创业导向”的效能机制。盛南的研究结果显示：①“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②“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包括持续增长、联盟发展和社会承诺三类；③个体认同导向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而关系认同导向和集体认同导向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创业导向”触发作用；④“社会创业导向”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而且能够通过企业社会绩效的中介效应对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盛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主要研究结论也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仍有许多局限性：首先是研究样本的质量有待提升，该文绝大部分的采样是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园区工作的熟人介绍下完成的，样本的随机性水平较低，对样本企业的规模、行业等因素也没有做出更加精细的要求；其次是成组问卷调研的情况不够理想，由于本研究的几个关键构思都是组织水平的变量，而数据的搜集只是在员工个体水平进行，因此在两个定量研究中均采取了成组问卷调研的方法，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只完成了3份或4份员工问卷；再次，本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这与国外现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结论不一致；最后，本研究探讨的是营利企业的“社会创业导向”等问题，其结果能否推广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社会创业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对“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理论框架的研究更是如此，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认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1.“社会创业导向”构念的开发与验证研究：包括“社会创业导向”内在维度和测量工具的构建及其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社会创业导向”是一个新的构念，需要揭示社会创业的内在本质属性以及借鉴商业创业导向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才能得以有效构成。具体涉及到社会创业本质特征与商业创业本质特征差异的理论研究；“社会创业导向”操作化定义及其与商业创业导向操作化定义相区别的理论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内在维度及其与商业创业导向维度（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自主性等）相区别的理论研究；“社会创业导向”是单维度构念还是多维度构念以及各维度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证分析；“社会创业导向”在中国情境下针对不同实施主体测量工具的选择、修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同主体（非营利组织、企业）在不同的社会创业阶段（初期和稳定阶段）等“社会创业导向”差异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最终形成一个科学、严谨具有普遍借鉴价值的“社会创业导向”构念。2.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研究：包括“社会创业导向”的前置因素和结果变量的理论研究。涉及到“社会创业导向”前置因素（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义、类型及其与商业创业前置因素（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定义、类型的区别，及其对“社会创业导向”和各维度影响的理论分析；“社会创业导向”结果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义、类型及其与商业创业结果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义、类型的区别，以及“社会创业导向”和各维度对其后果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的理论分析；“社会创业导向”与市场导向在同一前因后项形成框架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及涉及不同主体，在社会创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地区文化背景下，上述各种研究结果差异性的理论分析；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科学、严谨、结构合理的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的理论框架及其一系列假设。3.统一的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及其系列假设在中国的实证分析：包括相关变量的定义及其操作化定义（包括题项和量表）的中国化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及其与前因后项之间关系的相关假设或命题的中国实证分析、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开展社会创业实践的问题及其政策与对策建议。

作者：严中华 林海 张燕 姜雪 单位：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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