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更好地适应国家战略以及学校使命和任务的变化，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近年来，浙江大学不断加大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整体推进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被誉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面旗帜”。本文在简要回顾浙江大学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改革创新的外源和内源动力机制。
 一、浙江大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
 （一）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
 学校于2008年成立了本科生院和求是学院，通过整合本科教学资源、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理顺本科教育体制，建立了“一横多纵”的大类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方面，浙江大学于1984年开始创办混合班，2000年成立竺可桢学院， 2009年底，根据教育部面向高校推出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浙江大学还设立了“求是科学班”。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面，2006年，浙江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单位。学校自2007年开始启动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二）科学研究体制机制创新
 1957年，浙江大学在全国工科院校中率先重新建立了理科，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的开展。20世纪80年代，学校提出了系办教学、在二级学科上组建研究所作为科研实体的改革发展思路，这种体制的转变使研究所成为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办学基本细胞。2007年和2008年，学校先后组建了科学技术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形成了建立大平台、组织大团队、争取大项目的科研组织模式，进一步推动科研内涵发展。
 （三）社会服务体制机制创新
 2005年，浙江大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地方合作委员会，设立了专门负责社会服务工作的职能部门地方合作处，为全校师生对接社会需求架起了桥梁，成为学校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纽带。地方合作委员会和地方合作处的设立，对于进一步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四个转变”，加强对全校社会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管理，提升社会服务的层次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人事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2008年6月，浙江大学出台了《关于实施教学科研人员分类管理的意见》，决定实施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将现有教学科研人员的岗位划分为教学科研并重类、研究为主类、教学为主类、应用推广类等不同类型，分别实行不同的绩效考评办法，实施不同的激励方式和政策支持。这一改革将改变原来“一刀切”的状况，促进教师实现多轨道发展，有利于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五）内部组织架构改革创新
 1998年9月，浙江大学进行了四校合并，这是一次重大的内部组织架构改革创新，不仅重组了校内各级行政组织和学科组织，而且为打破传统的内部管理制度，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机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8年，学校启动了学部制改革，先后组建了七个学部。学部作为学术分类管理的新型平台和教授治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对原有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有利于构建以学术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和体制机制。
 二、浙江大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外源动力机制
 浙江大学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可以概况为外源动力机制和内源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外源动力机制主要是外部环境和外部力量的作用，包括：
国际科技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引领
 国际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推动大学改革创新的重要外力。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缩短了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加强了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联系。全球化的深入，使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发展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更加广泛深入地受到国际科技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浙江大学学科组织的重组和交叉创新，无疑都受到了国际科技变革和学科前沿发展的影响。
 世界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引领示范，是推动大学改革创新的直接动力。我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把学校放到国际化背景下去考察和比较，在国际舞台上按照国际标准参与合作和竞争，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办学资源。因而，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对我国大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示范作用，推动学校办学思想、教育理念和体制机制的进一步转变，这将对学校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国家战略目标和体制变革的带动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长期以来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是党和国家赋予高等院校的光荣历史使命，我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的重大改革创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这样的国家目标牵引下实现的。从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到世纪之交的大学合并，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再到未来的“2011计划”，从“质量工程”到“千人计划”，都体现着国家顶层意志和战略目标的贯彻实施。
 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也推动学校的改革发展。浙江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可以说，国家每一次的体制改革都对学校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引发了学校财务制度和科研制度的相应改革。而行政大部制的改革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在学术组织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变革方面的进程。
 （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大学的改革创新。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高等院校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要通过改革创新，成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基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源头，在解决经济社会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大学组建了科学技术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以更好地适应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整合学科资源和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从而进一步增强学校的自主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浙江大学作为历史悠久的全国重点大学，又地处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浙江以及长三角地区，文化底蕴、创新意识浓厚，具有主动融入与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和自我变革的文化自觉，理应作出积极回应，并率先进行改革探索，从而适应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解决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新要求。浙江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成立地方合作处，建立了高校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纽带，强化了服务社会功能，正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项重要的体制机制创新。
 三、浙江大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内源动力机制
 内源动力机制是学校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内部动因，反映了学校发展的自身诉求和内在规律，主要包括：
 （一）精神文化的内在激励。校园文化是学校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校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浙江大学在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办学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求是精神，不仅早已内化为浙大人的精神气质，而且成为不断推动学校改革创新的精神力量。求是精神不仅是浙大人改革创新的文化自觉，而且是推动学校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在求是精神的内在激励下，浙大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被教育部领导赞誉为“改革的先锋，发展的典范”。
 （二）自我发展的需求动力。
 学校的改革创新，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内生的自我发展的动力。在越来越高的目标和新的发展形势下，学校自我发展的需求不断强化，能力不断提升，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变已经成为推动学校改革创新的内在动力。内涵发展不再强调依靠要素的集中投入，主要通过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资源优化配置，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浙江大学在过去一个时期，特别是四校合并十年来，呈现的是典型的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动力型发展过程，体现为学校在一系列规模指标上的领先，如学生规模、科研经费、被SCI收录论文、国家专利等。近年来，浙江大学更加重视内涵发展，与此相应，学校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也要发生适应性转变，有关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学校自身发展的变革动力，有力推动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和办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释放学术生产力和提升办学质量，逐步提高学校的办学声誉和国际影响力。
 （三）利益格局调整的推动作用。
 学校的每一次改革创新，都是内部利益格局的一次深刻调整。同时，学校不同利益代表的诉求和互动也是推动改革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学术权与行政权的调整，持续推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长期以来，浙江大学按照“二实”（学校、学院）、“二虚”（学部、学系）进行管理运作。尽管这种模式对加快四校合并后的融合发展、统一组织架构、提高管理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学术的权力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不利于调动基层学术组织活力，也不利于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交叉研究的组织。面对内涵发展的需求，调整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不能回避，推进以学术为中心的学部制改革以及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就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办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常常要求体制机制进行相应改革。学校的办学资源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招生指标、学术评价、业绩考核、薪酬福利分配等方面的改革，都涉及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利益格局调整。改革不可避免要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然而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群体的互动影响，以及各种利益诉求的互相制衡，把各项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也使各项改革举措和政策不断得到优化和完善。
 
 作者简介：
 孙大雁，女，助教，1982年3月生，教育学硕士，任浙江大学求是学院蓝田学园辅导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参考文献：
 [1]来茂德等：求是创新追求卓越——浙江大学本科教学改革探索，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9期。
 [2]安馨：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