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从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出发，提出了“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体现了“制用”和“爱护”相结合的生态伦理辩证法思想。他在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奄、髦、鱼、鳖、鳅、堕孕别之时，周署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谓之圣人。”这段文字荀子是把它作为篇中的核心—“圣人之制”亦即篇多“王制”之义)提出来的，由此可见爱护自然资源在荀子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荀子对天地万物不仅仅是“制而用之”的，他也是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和自觉地维护生态平衡的。实际上这种“谨其时禁”、“不失其时”
　　的爱护自然资源的措施，并非仅仅是荀子的个人奇想。它的确是有历史根据的，就记载说:“且夫山不搓萦，泽不伐夭，鱼禁鱼昆鲡……古之训也o’’亦记载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署，以成鱼鳖之长。”西周时的更明确要求用兵时注意“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如不令者，死无赦。”但将这些措施作为“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来强调却是荀子的首创。后出的儒家文献和等显然是直接采用了荀子的观点(原本有322篇，经西汉刘向校定后只传下来今本32篇，不及原本的十分之一。据今人研究，荀子的有关文献和思想被保存在中了。)荀子遵循儒家先辈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借“圣王”
　　指尧、舜、文王、武王等儒家推崇之古代帝王)的名义宣讲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我们是应当清楚的。所引这段文字生动地介绍了如何使“五谷不绝”、“鱼鳌优多”、“山林不童”的措施。荀子认为这些措施如果能认真加以实施，那么就可以确保百姓有余食、百姓有余用、百姓有余材，亦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可以不成问题了，这样也就可以体现“圣王之用”的光辉，是名副其实的“圣人”了。由此看来，所谓“圣王”、“圣人”也必须是能够爱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人。荀子这一思想通过其学生李斯影响了秦国的宰相吕不韦，被采用。荀子“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还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按自然规律办事。他说:“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早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只要坚定不移地(“不贰”)按自然规律办事，大自然就不会危害我们，即使出现水灾、旱灾和寒署变异的天气也不能使饥荒、瘟疫和各种灾难发生。
　　荀子主张“无为无强”地发展生产，反对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这还体现在其提出的一套“人妖”理论之中。他说:“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格耕伤稼，耘褥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朵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荀子认为“人妖”(人为的怪事)有三种，涉及到农业生产、政治和人伦礼义三个方面。我们知道，由爱人生发出来的对万物之爱，是儒家伦理学一以贯之的主张。孟子在中最先阐明了仁民爱物思想。董仲舒作为被朱子称道的“醇儒”，亦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生态爱物思想，形成了他富有特色的生态爱护观。董仲舒在中明确指出:“质(与“挚”同)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意即:真挚地爱护人民，以致对于鸟兽昆虫没有不去爱护的，不爱护，怎么能说是仁呢?仁就是爱人的名称。他在中又强调了这一爱物息想。
　　他说:“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即广泛地爱护一切生物，才能表现出仁爱来。这里的“不以喜怒赏罚”是指不能搞人为的“喜就赏”、“怒就罚”，而应顺应自然，讲究“自然之赏”和“自然之罚”，与前面讲的天地伦理情怀是紧密相联系的。前面我们谈到董仲舒列举莱、封残暴统治罪行时，亦把不爱物、乱杀生作为了主要罪状，说明董仲舒的爱物观念是相当强的。他在中解释过一句话:“天覆无外，地载兼爱。”意即天覆盖一切，没有例外;大地承载一切，又能包容爱护万物。这里显然直接继承了“厚德载物”观念，又进一步发展了中华先民仁慈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才能做到爱护万物呢?董仲舒提出了一套“五行顺逆”方案，就是要按照五行即天地间五种材料木、火、土、金、水的顺应和逆反情况来对万物“推恩”(推行恩爱)。他在中具体分析道—“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鲍鲸不见群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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