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金融中心的布局情况看，东部地区涵盖了国内主要的金融中心城市，其中以京、沪、深三个城市最为典型。由于自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特征、历史发展轨迹等方面因素不同，在东部地区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融服务业集群模式，对此加以系统地对比，有助于探寻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为推动我国金融服务业的集约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金融服务业集群的文献回顾

M.E.Porter（1990）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后，迅速掀起了国际研究的热潮。国内外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制造业产业集群，但关于金融服务业集群的研究目前仍显得相对薄弱，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国外的研究主要涉及金融产业集群理论、金融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研究。金融地理学的信息流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4、1999）、Thrift（1994）、Gehrig（1998）、Bossone（2003）、Zhao、Smith和Sit（2003）等反对以Brien（1992）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并从“信息外部性”、“信息腹地”、“路径依赖”等来解释金融中心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Krugman（1991，1995）则应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递增收益、和累积因果关系等解释产业空间集聚问题。Choieltal（1986，1996，2002）、Kaufman（2001）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动态格局和金融服务集聚的原因。Allen&Pryke（1994，1995）、Pandit&Gray（2001，2003）运用空间表示法和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伦敦金融中心问题进行了研究。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的层次。近些年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比较多：区域金融和金融地理学方面，张军洲（1995）、殷兴山（2003）、金雪军等（2004）、李小建（2006）等探讨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动力、空间结构与环境等问题；张杰（1998）、周立（2004）探讨了国有银行“空间均齐分布”假说。金融产业集群理论方面，钟伟（2003）、周振华（2005）、黄解宇等（2006）、梁颖（2006）、闫彦明（2006）、郑长德（2007）、王朝阳（2008）、郗文泽（2008）等探讨了金融业集群的内在动因、集聚效应、集群模式及风险等，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观点：市场选择型和政府导向型。干杏娣（2002）、李扬（2003）、姜波克（2003）、张幼文（2003）、华民（2005）、赵晓斌（2005）等分析了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形成条件和决定因素等。郑长德（2007）、项俊波（2007）、高长春（2007）、王力（2008）、潘英丽（2010）等系统地探讨了金融中心的功能、类型、层次、制约因素等，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京、沪、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的模式比较综观各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的情况，可以发现金融业似乎天然具有“扎堆”的特性。长期中也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金融业集聚区域，如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香港中环CBD等等。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东部地区形成了京、沪、深等主要金融中心城市，并呈现出不同的产业集群特点。

1.京、沪、深金融服务业发展概况比较。从金融服务业角度看，京、沪、深三个城市具有较多的共同点：一是分别是东部三大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并具有较为广阔的金融腹地；二是都集聚了大量总部级金融机构，以及一些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功能性总部等；三是都形成了鼓励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四是都成果跻身全球金融中心排行榜的前列。从国际排名看，目前由伦敦金融城政府委托专业机构研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The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简称GFCI）是最权威的排名体系。该指数从2007年3月开始第一次发布，此后每半年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城市进行排名，至今已经推出第10期排名。从最新一期的排名情况看，京、沪、深分别位列第5位、第19位、第35位（深圳市虽然在第6期以后才进入全球排名序列，但是位次上升很快）。进一步从金融发展的指标来看，可以反映出三大城市的金融发展成就：北京市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为2055.0亿元，同比增长4.8%，占GDP的比重为12.8%。上海市2011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2240.4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占GDP的比重为11.7%；至2011年年末，上海市有各类金融单位1048家（其中，银行业160家，证券业149家，保险业333家）。深圳市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为1562.43亿元，同比增长8.6%，占GDP的比重为13.6%。

2.京、沪、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的空间特征比较。金融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重要规律。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京、沪、深金融服务业加速发展，在政府规划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各城市金融发展呈现出富有特色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市：金融服务业空间布局呈现“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特点。金融产业呈现“十”字格局纵横发展，其横轴为长安街，竖轴是西二环。其中以金融街作为主中心区，以CBD作为副中心区。在金融街的核心区域，集聚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一行三会”总部、四大国有银行总部、部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总部。在城市外围，北京、天津形成相互呼应的“双金融中心”格局。上海市：金融服务业空间布局呈现“一城、一园、一带”的特点，包括陆家嘴金融城、张江银行卡产业园、外滩金融业集聚带等区域。其中在1.7平方公里的“小陆家嘴”区域内共集聚了上海一半以上的金融机构；陆家嘴金融城则涵盖了央行上海总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货币市场等一批国家级金融机构；近期四大国有银行在上海的第二总部在加速推进之中。上海依托长三角16城市群，还形成了1强多副的金融业集聚格局。深圳市：金融服务业空间布局集中于“3集聚区、1后台”区域，即福田中央商务区、罗湖蔡屋围和南山前、后海三大金融总部集聚区，龙岗平湖金融业服务基地。深圳金融集聚区汇集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国信证券、中国银行产品研发中心等重要金融机构。在城市外围，深圳市地处香港、广州之间，并形成华南“三个金融中心”联动发展格局

3.京、沪、深金融中心功能比较。金融集聚区往往承担着金融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也往往对金融集聚区的业态结构、集聚形态、发展路径等产生长远影响。近年来京、沪、深三大城市均通过法规或发展规划等形式对未来金融服务业发展相关问题进行部署。例如，北京市2008年曾发布《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北京是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上海市于2009年8月1日发布《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并提出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和营造环境为重点，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2012年3月发布的《深圳市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围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建设，不断提升市场能级和市场主体的综合实力，努力建设以金融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财富管理、中小企业融资为特色的全国性金融中心，使深圳成为港深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结合京、沪、深各自的金融禀赋特征，按照金融中心的功能分类对三大城市的功能属性及发展定位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三个城市在功能上既有交叉又有不同分工，但都具有多功能综合的特点。在共性特征方面，三个城市都承担着金融信息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功能；在差异化功能方面，北京市体现为金融决策中心、监管中心等；上海市体现为金融市场中心、创新中心、清算中心等；深圳市体现为金融市场中心、创新中心等。

4.京、沪、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路径。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从国内外案例来看，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路径可以从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角度进行划分，并可大体分为政府推动型、市场主导型、复合作用型。从国际案例看，西方发达国家知名金融集聚区在形成、演化过程中，市场机制往往发挥主要的作用，如纽约华尔街早期的动因来自于1792年有关金融交易商共同签署的《梧桐树协议》及其所促成的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的成立；伦敦金融城的早期形成得益于伦敦股票交易所等重要金融机构的建立。但是客观来看，并没有绝对的政府推动型、市场主导型金融集群发展路径，更多地是体现为复合作用型特征，只是在某些区域一种力量的主导作用而已。从京、沪、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路径来看，由于城市发展历史背景、城市区位条件等都存在很大差异，三个城市也在长期中分别形成了独特的金融服务业集群路径。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城市，集聚了中国金融体系最高层、最核心的机构，主要包括监管机构中的“一行三会”总部、四大商业银行总部、政策性银行总部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总部机构，这也使得北京金融业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都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色彩。上海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自1843年开埠后，上海依托优越的自然区位优势而快速集聚了一大批洋行、钱庄等金融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发后，一系列国家级金融市场的建立，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的集聚，其中有国家战略支持的因素、但更主要地体现为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自深圳特区建立以来，深圳市经济、金融发展始终释放着巨大的创新动能，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后更加激发了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创投基金等各种新型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从而使得深圳市具有强烈的市场主导特征。统计显示，深圳证券公司总资产4602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这些证券公司大多数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周边区域而集聚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创新实力和市场化特征。

三、结论与启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京、沪、深三个城市的金融服务业集群在形成路径、发挥功能、业态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这也反映出城市金融服务业发展存在着不同模式。进一步从三个城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来看，体现出不同的优劣势特征，对此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更为清晰地得出金融产业集群发展可借鉴之处。

1.结论。前文的对比分析大体反映出京、沪、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进程与运行状况特点。但要对金融服务业集群这一复杂系统进行完整描述是十分困难的，除了金融、经济相关因素外，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还与政策条件、信用基础、人文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密切相关。本文进一步对三个城市金融服务业集群的细分要素和整体优劣势做出判断：依据一，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金融中心等问题研究观点的系统梳理；依据二，京、沪、深三个城市金融、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具体情况；依据三，GFCI等国际权威排名的总分数及各项目得分。总体结论是：上海在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市场开放、金融腹地资源、金融功能塑造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但在总部机构能级、创新活力等一些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从而也制约了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及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并没有出现得分最低的“短板现象”，从而表现出综合实力最强的优势。北京市金融机构能级、人力资源条件等方面具有其他两个城市无可比拟的强大优势，但是也存在创新活力不足、市场基础薄弱等显著劣势，成为今后制约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有待突破的领域。综合实力仅次于上海市。深圳市是国内城市中创新活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也对金融创新产生强大的支撑作用；深圳市还因与香港、广州等城市相毗邻，且拥有珠三角坚实的腹地资源，在金融腹地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但同时也在人力资源、机构能级、辐射功能等诸多方面存在相对劣势。综合实力是三个城市中最弱的。

2.我国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启示。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不断崛起，将会有更多的大型城市面临金融产业发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问题，而京、沪、深的经验可以带来重要启示。（1）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国内外理论研究的普遍观点，及大量的金融中心案例表明，金融服务业发展具有极强的产业集群特征，并往往在CBD区域呈现高度集群化发展的趋势。其内在动因，一方面在于金融服务业作为信息、资金和智力密集的行业，通过产业集群能够产生更为显著的集群效应--如信息共享、知识溢出及降低交易成本等等；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竞标付租能力（BidRentAbility）最强的产业之一，而在高端商务区的集聚也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品牌影响力。为此，各个城市的金融业发展应当及早进行空间的布局，注重依托CBD区域推动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避免过于分散情况的出现。（2）城市之间宜形成金融业错位发展的格局。高端金融资源（如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重要的金融市场组织等）具有很强的稀缺性，同时也是各个城市竞相引进的对象。为了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的现象，我国各个相关城市可以根据国情、市情等采取“错位竞争、联动发展”的策略，如北京侧重发挥决策中心、监管中心、信息中心等方面的功能，上海侧重发展市场中心、信息与服务中心等方面的功能，深圳侧重发挥区域性的金融市场中心和创新中心等方面的功能，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立足服务本区域的角度发挥相应的金融产业功能，形成“大、中、小”金融中心共生发展、相互互补的新格局。（3）推动金融服务业前、后台分离的集群式发展。从国内外金融业发展实来看，金融机构的前、后台部门在集群方式、集群内在机理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如伦敦、纽约等城市的金融机构前台部门往往集群于CBD区域，通过发达的配套产业基础所提供的服务，构建一种复合性产业聚集网络结构；而金融业的后台部门，则一般都选址于商务成本较低、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区域（如京、沪、深等城市均在租金相对较低的区域建立了后台服务金融区域），这样的空间布局符合金融产业的内在规律，并有助于提高金融后台数据库的安全性和大型空间要求。（4）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在伦敦金融城每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评价体系中，将金融制度、金融生态环境等作为重要的评判因素，这也是符合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规律的。但是反观京、沪、深及国内其他城市的情况，金融生态环境都处于“短板”状态。今后各个城市可以考虑的举措主要有：一是加强金融立法，形成有助于金融国际化发展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为金融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杜绝行政干预与“金融抑制”现象，积极为各方参与主体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公开透明、合理引导的市场环境；三是推出国际化金融人才政策，可探索通过户籍制度、引进人才子女就学制度、高端人才补贴制度、住房补贴制度等措施来提高城市对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度；四是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体下，探索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有序开放等进程，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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