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范文：可以对大学免费发避孕套—谈谈大学性教育如何开展的尺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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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一则“教育部要求性教育纳入大学必修课”的消息，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此前一个月，被誉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因内容“过于直接”、“尺度太大”，陷入舆论纷争；紧随其后，沪上首本性教育教材《男孩女孩》刚上架就尴尬停售……至此，性教育仿佛陷入一个迷途。
性教育怎么走进学校？学术界“刻不容缓”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合适的方法却少得可怜。
“我们站起来，双臂向身体两侧张开，双手垂下，这就好比一个女性子宫的形状，两个手就是卵巢。”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的中小学开展防范艾滋病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教师蔡泳清楚记得：涉及生殖健康的部分，那时总被放在系列课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且多以游戏参与形式为主。蔡泳说，这是为了让孩子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游戏也是为了让孩子“脱敏”。
“脱敏”，一个专业的医学名词。简单说，即通过某些药物或行为治疗，消除个体的敏感状态。在眼下沸沸扬扬的关于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纷争中，有人就指出，其实不止孩子需要“脱敏”，一线授课老师、处于顶层设计的性教育专家，乃至广大老百姓都需要一次“集体脱敏”。此后，我们才能真正讨论青少年性教育当如何开展。
愁尺度——不能过神秘，不能过开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虽陆续发布青春期教育的要求与计划，但对“性教育”始终羞涩，而将其包裹于“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卫生教育”以及“防艾教育”中。
今年开学后，“大学性教育”突然成为大众关注热点。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张海燕教授觉得有些费解。“教育部这次发文，其实是针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颁布的一个教学基本要求——此前，各所高校的心理教育就一直在开展，性教育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知为何，大家突然关注这个部分！”
诚如张海燕所言，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性教育纳入大学必修课”新规，其实是教育部在今年9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其中关于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主要为“了解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了解自我与发展自我”，以及“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三部分。在“提高自我心理调试能力”中，列出7种大学生容易遇到的心理问题：大学期间生涯规划及能力发展、学习心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性心理及恋爱心理、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
在张海燕看来，教育部这则新规的出台，是一次教育理念的改变，旨在强调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问题，媒体舆论仅仅关注“性教育”部分，曲解了教育部本义，误导了公众。
但也有人认为，外界之所以如此关注高校性教育，反映出国内性教育长期讳莫如深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情况。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期间，就对医务工作者提出：“要在女孩来月经之前，男孩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知识告诉他们……让他们能用科学知识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
根据曾任总理医疗组组长的吴阶平回忆，周恩来之所以关心青少年性教育，与他早年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接受过性教育有关。“他在青年时代学到的科学性知识使自己受益终生。周恩来总理健康的人格、高尚完美的精神情操，本身就是对性教育重要意义的佐证。”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文革影响，性教育在我国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至今是一个盲点。
1973年，吴阶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周恩来派我到北京市教育局了解性教育开展情况。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时仅有的一本关于性知识的教科书，发给学生时，里面有关性器官的插图全被撕掉了。原因是一个男生手指着插图冲着女生嘿嘿傻笑，女生生气跑掉了。于是就有了撕掉全部插图的决定。”
此后10年间，尽管国家陆续发布青春期教育的要求与计划，但官方对性教育始终羞涩，比如不敢直接提“性教育”，将它包裹于“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卫生教育”等名词中。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艾滋病开始在全球蔓延并进入中国，国内性教育附着在“防艾”主题上，悄然走进中小学课堂。
上海交大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教师蔡泳曾亲历这个过程。1998年，接到教育部课题，交大医学院调配师资力量，开展以艾滋病为载体的性传播危害预防教育。整个授课过程也有所改变，不再是医学院的老师面向中小学生授课，而是由医学院的学生通过“同伴教育”的形式，做艾滋病方面的预防教育。课题组的考虑是，医学院的学生仿佛中小学生的大哥哥、大姐姐，由他们来讲课，效果会比老师好。
据悉，该套课程引进自澳大利亚，主要有6大模块：艾滋病知识介绍、经性传播的所有疾病、自我保护、反对歧视(对患病者的人文关怀)、自尊自信(与性行为有关，如何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与恋爱观，为自己、为对方负责)、以及生殖健康知识。考虑到国情，课题组将国外课程做了一些修改，比如将涉及性知识的生殖健康的内容，作为课程收尾阶段的最后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