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瑛 单位：长沙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

要同时伺候好两个主人，不偏不倚，译者之难可见一斑，但“仆”和“主”的关系毕竟是不平等的，地位上的不平等自然就否决了三方对话的可能性。在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认识并强调的今天，我们更倾向于把译者、作者与读者放到平等的地位上来看。译者与其他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他的双重身份:他既是对话的缔造者，更是对话的直接参与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论文《论翻译的方法》(Methodendesübersetzens)中提出了翻译的两条基本途径。在他看来，“真正的翻译者倘若真的希望把原作者与读者这两个完全分隔的人联系在一起，协助后者正确完全地理解和欣赏前者，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二是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施莱尔马赫显然认识到了译者、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施莱尔马赫认为译者只能在这两个译法中选出其中一个，然后贯彻始终。如果时而绝对忠实于作者，时而决然顺从于读者，即会出现无法预计的后果，作者与读者极有可能永远无法走在一起。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两种选择的并列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二元对立，正如德里达所揭示的，二元对抗的思维往往是对多元化的充满差异的世界的人为简化，是没有依据的。因此，翻译中出现哈姆雷特“tobeornottobe”式的两难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走向真正的多元对话思维并达到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实质性超越。

语际平衡

(InterlingualEquilibrium)说到翻译寻求语际的平衡，则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的。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乔治•斯坦纳在第5章探讨诠释的运作时，就充分体现了语际平衡的思想。乔治•斯坦纳认为在语义转换层面，翻译是最生动、最彻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译视为一个信任、攻占、吸纳、补偿的诠释过程，这反映的正是一种平衡的哲学［4］。在他看来，第一步的“信任”业已使我们失去重心，而在译者用其彻底而富于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进攻，罔顾后果地掠夺，最后满载而归的同时，我们彻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来，这诠释过程如果没有第4个阶段的话是“危险而不完全”的，诠释的活动必须给予补偿，而真正的补偿是通过交换和扳平而达成的。在诠释过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坏，译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补修饰原文，加入个人意见)，也可能太少(他缩减原文，把不顺畅的部分删掉)。原文的能量流进译文内，因而改变了原文、译文，又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和谐。尽管寻求平衡的过程冗长而迂回，真正的翻译仍会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译应务求‘借贷平衡’。而以补偿来恢复平衡是翻译工作和翻译道德的关键。进而他借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结构人类学》里的一般理论模式———社会架构通过语言、妇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个巧妙的平衡———进一步建构了翻译中的语际平衡模式。在他看来，忠实是个道德观念，同时也是个经济观念。翻译的忠实就是一种“平衡的忠实”，只有当译者/阐释者/读者竭尽所能，恢复各股力量之间的均衡，维持他在理解过程中已掠夺、破坏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忠实。再看一个圣经翻译的具体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译者之一。他在“现代译本圣经的平衡翻译哲学”(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现代译本圣经属于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译，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译，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关于怎样达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与平衡系统来说明，即A-B-C-D，分别指代准确(accuracy)、华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庄严(dignity)的英文单词首字母［5］。具体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译文语言的准确的同时不能牺牲语言的华美，追求语言的华美不能损害了意义的明晰，而追求意义的明晰更不能损害译文的庄重。这4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互相制约的平衡系统。不能因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项而牺牲了另外一项，而是要在整体上达到一种制约力的平衡。正是这种制约力的平衡使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进而指出，一个好的译本的出现是因为遵循了一种平衡的翻译哲学:既不多也不少，既不过分盲从又不过分自由发挥，既不过分现代与随便也不过于做作与刻板。简而言之，好的翻译就是避免走极端，而是达到一种平衡，能在最长的时期内吸引最多的读者。

跨文化平衡

(InterculturalEquilibrium)如果说语言层面上的纷争可以归结到“直译”与“意译”之争，那么从文化的层面上考虑，人们往往用“归化”和“异化”来区别翻译过程中是更贴近译语文化还是更贴近原语文化。正如王东风先生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并指出:“如果说直译与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6］翻译的平衡观内隐着对“度”的把握和对“和谐”的追求。关于“度”的本体性，李泽厚先生在《历史的本体论》一书中对其作出了如下阐释:“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7］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与个人)为目的，一般说来，做人做事就必须恰到好处。”过于归化和过于异化显然是违背“恰到好处”这一原则的。过于归化的译本抹杀了语言形式本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客观上造成了文化失真，蒙蔽了读者;而过于异化的译本则容易导致“翻译腔”，无法和广大译文读者形成心灵的交流，在本土形成的影响有限，客观上阻碍了文化交流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借鉴与融合。综观文学翻译史，我们不难发现，译作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磨练的结果，也是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过程。就林纾的翻译而言，虽然迄今为止对于其作品能否划入翻译文学还存在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如此“归化”的作品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第一扇通向异域文化的窗户，读者与原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得以建立。此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土民众对异域文化的感知度和理解度逐步加深，本能地寻求“原汁原味”和“异国情调”，异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渗透与传播，翻译所承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平衡是一项技巧，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哲学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他是唯一主体，却不是抽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与原作者、原作、译文读者，甚至包括译文、译文环境等的复杂互动关系之中。”［8］如何在人本层面、语言层面及文化层面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还需要译者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翻译活动中二元式对立的思维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传译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根据来采取翻译策略。同时充分重视对话双方平等性、交往式的对话关系，使对话双方相互沟通、互相理解、真诚交流、联合互动。充分重视翻译活动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平衡哲学尽管不能解决所有具体的翻译困难、清除翻译障碍，但至少可为译者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帮助译者走出矛与盾的二元困境，结合具体情况创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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