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罗尔斯用“一个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来指称马克思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经常使用这个名称。

罗尔斯认为，一个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完全共产主义阶段（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首先，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已经消失，它的社会成员理解他们的社会世界，并且知道它如何运作。此外，由于意识形态的消失，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没有错觉，他们也不需要这些错觉。第二，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异化和剥削的社会。

这样，我们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否在一个充分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要求。

１　意识形态的消失

罗尔斯从这些要求开始讨论。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不真实）的意识。正如今天常用的“思想意识”这个词语一样，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哲学的或者政治的原则和价值。因为这个词语被滥用了，已经失去了马克思给予它最初明确的含义。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虚假的，但它在维持社会制度方面的确起着一定的社会作用和心理作用。

罗尔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意识形态：错觉和荒谬的见解（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ｓ），就拿错觉（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来说，它们表面上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根据事物的表象，运用我们正常的感知和推理能力易被欺骗。类似的，我们被制度的表象所欺骗，因为我们并没有看清表象之下发生着什么。一个人观念上的错误，是由于他被那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所蒙蔽，这些情况类似于视力上的错觉。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马克思详尽地论述到，由于仅仅关注于商品的相对价值与商品和物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看清楚“由劳动生产和价格表现的商品事实上是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一个简单明晰的例子是，马克思提到工资制度是如何掩盖了剩余价值率，工人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差别。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农奴的剩余劳动是显而易见的。

罗尔斯认为，正是由于这些错觉，马克思认为我们需要劳动价值理论去揭穿资本主义制度欺骗性的表象。他说：“如果事物的外在表象和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话，所有的科学将会是多余的。”（科学主义的影响）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事物的表现形式和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这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是根据民主的生产者公开决定的经济计划来实施的。

另一个意识形态是谬见（ｄｅｌｕｓｉｏｎ），这些也卷入了错误的见解；它们可能也包含错误的或不合理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不是为了我们充当一定角色而形成特殊性格的心理需要。

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宗教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认为，像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那样，通过主张宗教异化是固恋于想象行为来批判宗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所揭示的那种心理需要是依赖于已存的社会条件。宗教是人们对其阶级地位和社会作用的心理调节的一部分，因此，只有社会条件改变了，人们真正的需要才能被有效地满足，不然宗教仍然会继续存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

这就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话：“以前的哲学家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也是我们想起了黑格尔的话语：“一旦我们理性地看世界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理性的样子。”对于这句话，马克思认为，除非我们是理性的，不然我们就不会理性地看世界；只有我们的世界是理性的，我们才会是理性的。所以，当条件允许时，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社会世界，使它理性起来。

在马克思看来，另一种谬见基于社会制度的需要，基于社会个体的需要。资本主义制度包含着抢劫和盗窃是由于它包含了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这违反了他们要求平等地使用社会生产要素的权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逐步增强生产要素的历史作用，这也使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成为可能。当它在履行它的历史作用时，这种抢劫和盗窃被隐藏起来对于资本主义顺利的运转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家不愿被视为抢劫者，工人也不愿被看作被抢劫者。这也是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的颠峰时期，马克思有时候也将法律的正义观念嘲讽为“人类与生具有的权力”（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Ｅｄｅ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ｎｎ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ａｎ），因为这使所有的经济当事人———资本家和工人，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正当的，他们的收入和财富也是应得的，这同资本主义制度欺骗性的表象一起，使社会秩序顺利地运转起来。
罗尔斯认为，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不再需要这些谬见；经济的运行是由一个被公众所知的民主计划所指导，是没有任何干扰的结果。

２　没有异化的社会

罗尔斯还认为，一个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是没有异化和剥削的，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是被异化的。

首先，工人的劳动产品变成了异己的物：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所支配、控制，工人的剩余劳动积累了的资本变成了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的那个阶级的财富。劳动产品价格的变化———是由竞争决定的———也不被工人所知，这对工人来说是被异己的力量所控制。这个力量是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即通过对工人的产品的控制来奴役他们。

第二，工人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也就是说，工作是外在于工人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本性，他们的工作并不会锻炼和发展他们的自然能力；工作也不是工人自愿的，而是强制的，工人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其他的需求。简言之，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工人与他们的类和类本质相异化。“类本质”的概念是相当抽象的，它是德国理性主义的一个特征，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概念。简单地理解就是：他们能意识到他们和其他人类属于同一物种，每个人都同样地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

然而，罗尔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远不止这些。他还有以下意思：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们不停地生产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或多或少地适应了他们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的本性。这种集体的自我表现是娴熟的类活动：它是很多代人共同的工作，并且在很长时期后才能够被完成。这个类将会进入预想中的福地———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罗尔斯的理由是，人类不断地实现自我的一个必要部分就是经济活动，而从类中异化首先就不能理解这个过程；第二，也不是所有人以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所有人都以这种方式参与意味着存在一个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这在《哥达纲领批判》论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异化的第四个方面是我们同其他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异化通过自由市场获得一种特殊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直接地受资本家们权利的支配，他们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利是通过市场发生的，是隐蔽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具有对抗性；同一阶级中的人也是相互异化的，因为这些阶级中的人也存在于相对应的经济制度中。

总之，罗尔斯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一个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没有异化和剥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异化的四个规定，那么在一个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异化就消失了，正如意识形态消失了一样。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那个民主的、公共的计划过程中，每个人都分享着对这个计划的执行。

３　没有剥削的社会

罗尔斯认为，自由联合生产者社会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剥削。回想一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Ｓ／Ｖ〉０（Ｓ是剩余劳动，Ｖ是用来生产工人们自身消费品的必要劳动）。资本家能从剩余价值中获益，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没有剩余（无偿）劳动。这是因为在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肯定要有用来为工人谋取利益的剩余作为社会开支，例如公共健康、教育和福利。这样，我们看到，使Ｓ／Ｖ〉０的剥削是内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下没有剥削的原因在于这个事实：经济活动依据于一个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公共民主计划，这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中要求所有人对社会资源的分享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是相符合的。

罗尔斯认为我们需要回想一下导致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第一，总的社会剩余（由剩余劳动生产的总的东西）落入了拥有生产资料（凭借合法制度的程序，公正的合同）的少数人手中（不是工人）。第二，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同样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过程行使独断的控制。他们（而不是工人）决定着新机器的引进和使用、劳动分工的程度和细节。第三，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同样决定着投资的流入方向；他们决定剩余资金如何操作才能被最好地投入以获得最大的利润。于是，这个阶级便掌控了社会剩余的使用以及经济增长的速率。

这样的结果便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当这些特权掌握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的手中，并且是通过所有人都参与的公共和民主的经济计划实施的时候，就没有剥削，没有意识形态和异化。即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中实现了“理论和时间的统一”。在那里，人们对他们的社会世界具有共同的理解，正如在公共的经济计划中表现的那样。总之，罗尔斯认为一个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在其中个体实现了他们的真实的人类需要（为了自由和自我发展），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所有人都有平等地使用社会资源的权利。

特别提示：本站的提供的论文数以万计，供朋友们参考研究使用，结合自己的的需要再进行创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