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学术报告不一定是每个人必须听的，但我们当时没有事的话都会去听，哲学研究所那时候人也不多，一个会议室全装下了。那时政治运动也比较少，大家学习劲头都很足，心情也都很愉悦。另外，我跟汝信、叶秀山一起，还专门到温锡增先生家里头，听他用英文讲贝克莱。当时贝克莱的著作还不多，好像还从别的图书馆借了一本，温先生自己也拿出一本。这个“小灶”的成员是温先生他自己挑选的，总共挑了三个人。我呢，并不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们两个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大概是温先生在他认为学得比较好的学生中挑了三个人到他家里去，每天晚上给我们讲。经老先生一句一句教，我进步就很快。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我曾在马列学院系统地在职学习。马列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党校，当时授课的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的阵容也都比较强大，费道洛娃、吉谢辽夫、佐托夫等都给我们讲过课。中国专家里，郭大力讲《资本论》，艾思奇和胡绳也讲课。胡绳当时才三十六岁，艾思奇也不过四十岁出头。这个教师的团队就已经很强了。与哲学研究所相比，马列学院主要是政治上强。但是到了哲学研究所，就是另外一种学术传统了，西方哲学的味道更浓一点，像金老、洪老、贺麟都给我们讲课，他们学说的传统又不大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两种不同背景的教育。那时候哲学研究所教师的班底真是厉害，绝对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老师了。再加上我们当时比较年轻，求知欲比较旺盛，各种报告和讲座听了不少。那个时候吉谢辽夫在中央编译局讲《哲学笔记》，我一次不落，听了２５次。类似这样的训练，现在就不太有这个机会了。另外，当时哲学研究所人也少，我们是哲学所最早的一批所谓副博士研究生，总共就七八个人，所里对我们也是特别优待，有一点像是把我们当作宠儿那样来照顾的。这样的经历令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副博士有一个毕业的时间吗？也就是说，这样的训练有一个制度性的规定吗？您是哪年副博士毕业的？实际上我的副博士是提前结束的，转为做了研究人员。我在考上副博士之前，在大学里已经是讲师了，于是提前结束了副博士项目，转为在哲学研究所做研究。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就比较多了，“大跃进”、“反右倾”等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反右倾”结束以后，哲学研究所全体下放劳动锻炼；１９６０年开始“整社”，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搞“四清”运动。从１９６２年开始，我就开始长期借调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因此搞“四清”运动时我是跟着中宣部下去的。于光远当时还是中宣部科研处的处长。这个“处”的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局”，那时中宣部没有“局”，“处”就相当于“局”。龚育之也在那儿，但是他没有担任实际职务。我借调的部门也是科研处。当时我与于光远和龚育之就已经很熟悉了，老龚跟我像是哥们儿一样，于光远是我们共同的领导。您在中宣部借调了几年？听说您从中宣部回来也有一个奇特的原因？我１９６２年借调到中宣部，在那里工作前前后后持续到１９６６年。说起从中宣部回来，确实有个奇特的经历。那时我跟历史研究所的林甘泉都借调在中宣部，当时政治风气已经很不对头了，但我们两个政治嗅觉不太灵敏，另外可能也是所谓的纪律性比较强。我们想，上面组织没叫我们回去，我们当然不好回去。后来，尹达从上海开会回来，毛主席找他，示意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尹达告诉林甘泉一个内部消息，要林停止借调，赶紧回历史研究所去。林甘泉说，中宣部领导还没有发话，不好回去。尹达就说，没发话你也别管他了。林甘泉就拽着我，我们赶紧回去。过了两三天，“文化大革命”启动的“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与王若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哲学书很少，我读过您写的两本书：一本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两本书当时很有影响。这两本书的材料都是我在“文革”后期和６０年代反修运动中看书搜集来的。到了６０年代，中央反修的形势日益紧张。１９６３年，中央决定，要反击苏联对我们的诬蔑。当时决定分几个层次，高一点的层次是由胡乔木挂帅、吴冷西等人领导的小组，后来王力他们也参加了。除了高一点的层次之外，另外还分了几个组，分专题研究一下苏联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那一批了。我们这一批的总负责人是周扬。我记得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个老师也参加了，罗国杰跟我是一个组，即人道主义组。这个组周扬是组长，他亲自监督；副组长是洪禹，当时担任中宣部理论处的副处长，相当于现在的理论局吧，成员有王若水、我、汝信、罗国杰、郭拓和王春元。我们这个小组１９６３年就成立，中间又有一些曲折：１９６３年，我们还在收集材料准备写书的阶段，中央又决定要下去搞“四清”运动，于是，１９６４年又下去搞“四清”了。我记得去搞“四清”运动的那一天，正好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四清”运动搞了将近一年。１９６５年回来，当时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当院长，胡乔木当副院长，周扬也是副院长。为了扩充班子，就指定我跟汝信，要把我们要调到马研院去，房间都给我们留出来了，我们还看了一下。当时幸亏潘老（潘梓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帮我说话。潘老说，邢的关系还是在借调期间，还是要中宣部说了算；他还说，哲学研究所无权放人，你们跟中宣部去交涉吧。汝信呢，潘老说了，汝信是搞西方哲学的，到了你们那儿也没什么事可以干，而我们西方哲学需要人。所以，我们两个人最后没去报到。如果“文化大革命”不发生的话，很可能潘老还是阻挡不住，我们还是要去。“文化大革命”一发生，我们就留在所里了，就是留在所里参加运动。马研院后来很惨，全部解散不说，里面的人员一部分下放到石家庄附近的郊区，一部分下放在安徽的郊区，都下放到农村去了。
当时您所在的人道主义组，您和王若水后来都成为了人道主义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罗国杰老师从事伦理学研究。这个阶段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我与王若水后期的观点不一样。最初，我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后来，王若水的观点变化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我跟罗国杰的观点始终没变，我们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观点：人道主义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否定，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在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我批评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认为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视为人道主义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还可以共同地对待法西斯主义。但你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个好像说不通。王若水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是人，这个我也跟王若水当面讨论过。我说你的说法有毛病，你起码说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人也好，你光说是人，这就有点不大妥当。因为，人本来就是多义的，你可以说是自然属性的人，也可以说是社会属性的人。那么，你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关于您选择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以及出版两本人道主义问题著作的过程，是不是您在“文革”中形成的想法？是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环节，又从“异化”问题入手寻找突破口，这是我从６０年代初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正当我自己感到思路有所打开、视野有所拓展、工作有所进步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以往的一切政治运动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我中断了进行多年的专题研究，而且剥夺了我进行任何学术工作的权利。这是比挨斗争、蹲“牛棚”更令人痛苦的事。既然整个国家处在一片大混乱中，既然一切是非黑白都已被颠倒，既然整个文化都被当作革命的对象而被弃之若敝屣，读书又有什么用？开始时自己一度曾有过这种消极思想。在经过最初的一段思想混乱后，我又捡起了书本，趁着“造反派”忙于内战放松了对我们的监管之际，先是在“牛棚”，后来索性回到家里，重操起旧业来了。这在当时自然是困难重重的。这不仅因为图书馆已被封闭，资料已经散失，而且因为这样做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承担违反“文革”禁令的风险。几年的“文革”动乱使自己的思想似乎生了锈，不但思绪很乱，而且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迟滞、麻木，这也许是我所面临的更大困难。因此，最初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以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是在高音喇叭的噪声干扰下坚持下来的，是在偷食禁果的惊恐心情下坚持下来的。这一段读书生活十分值得回忆，它不但帮助我度过了“文革”中那段最可怕的岁月，而且终于使我从那种迟滞、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走了出来，部分地恢复了我的创作欲望和创作能力。在这段时期我不但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笔记和札记，同时还整理了几篇旧稿，写了部分新稿。这些连同“文革”前发表的论文，构成了我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于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两本专著《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文革”结束以后，我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哲学与宗教》到《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错综复杂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后来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您也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者如孙长江、吴江、胡福明等都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等许多机构也都参与到这个大讨论中。发表以后，报纸收到了二十几封批评信。这些批评信认为，如果把实践当作真理的标准，那么，毛泽东的著作、毛主席的话、毛泽东思想还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汪子嵩是搞哲学的。他一看这个信，认为这些信在认识上是模糊的。他就找到了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语气平和一点，充分讲理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不到半个月就写出来了，一开始题目叫《问题与答复》，借用了斯大林的一篇文章，我想不要搞得太尖锐，就用一个比较中性的题目来答复；后来汪子嵩说，这个标题太不鲜明，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答复？起码得把关于什么问题的重点亮出来。于是，《人民日报》商量的结果，改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我也同意。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后来５月１０日胡福明那篇文章的影响力大，但这篇文章语气没那么尖锐，我自己也觉得道理讲清楚了。后来，胡乔木见到我也表扬，说这是一篇充分说理的文章，不是那么剑拔弩张，是一篇比较平和的文章。时势造英雄：不争头功胡福明５月１０日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是６月１６日发表的，发表以后当然影响力没有胡福明那篇大，但是很快呢，《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也都转载。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是三篇文章，也有人认为是两篇文章发起了大讨论。这都无所谓。这第三篇文章就是指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吴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当然影响更大，因为有罗瑞卿的关照。但是讲的道理都是大同小异，基本上讲的是一个道理，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篇文章（胡福明文章）呢，中央党校花的力气不小，胡耀邦亲自审，版面也不一样，我那个文章就放在理论版，而胡福明那篇文章则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从第一版的下半部开始，然后转到理论版，影响力大。客观地来讲，我也跟好多人讲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大愿意去说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不要抢第一，没有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没有那样一个大的背景，谁也当不了这个英雄，这么大的时代背景是不能忽视的。中国通过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灾难，这么大一个曲折，大家都在冷静思考，都想理论上有所突破，特别是搞理论的人。我想不只是三个人，好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但究竟怎么来突破？怎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好多人都在思考。我认为，胡福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立了头功。你不管他文章最终写得怎么样，是他先把这个问题写成了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这个头功应该肯定。
当然，后来中央党校有的同志说，虽然胡福明的文章是很早投给《光明日报》的，但是《光明日报》是找的中央党校的同志帮他修改的，最后发表的文章有６６００字，而胡福明原来的稿子只用了１７００字。我说，不要去争这个。首先，你要看到当时这•１６９•◇学人记忆个背景；其次，第一个先出来写文章的，你得承认是胡福明；再次，耀邦同志领导的中央党校，确实也有很大的功劳，耀邦已经在中央党校提出了：几次路线斗争，根据是什么？看什么、根据什么来判别是非？已经提出实践问题了。再加上，中央党校组织了这么一个班子，帮胡福明改文章，使得文章最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几个环节，谁都不要去说自己怎么样。我不争功，这三篇文章中我影响最小，但我也出了一份力，我也看到问题了，而且我是单兵作战，他们是“有组织”的集团作战。我这篇文章，既不是邓力群要我写的，也不是胡乔木要我写的，胡乔木还反对。如果一定要说我有后台，那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就是因为有人给汪子嵩寄了信，他觉得应该有人回答，而汪子嵩对我比较熟，就想到了我，回复这么一个问题。如此而已。但是后续的文章，我发表确实是比较多的。光《人民日报》发表就不下十几篇，把这个问题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地拓展一下。○我觉得当时的报纸，无论是对理论的敏感度，还是对于整个思想界的影响，似乎比现在要大一些。大不一样。您觉得这个大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这跟整体的水平有关系。以《光明日报》为例，《光明日报》在杨西光去以前跟去以后大不一样。杨西光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这个人很有头脑，也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政治水平比较高。要把握时代的变化，业务水平当然很重要，但关键是政治水平。首先必须得政治上敏感。另外，汪子嵩过去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汪子嵩和我经常谈这个问题，我们又是搞理论的，又是搞哲学的，我们也相互想，是不是可以从理论上、哲学上探讨一下？当然，这个时势造英雄的必然性里面也有偶然性，偶然性就是胡福明当时脑子比较灵，想到这个问题了，先写了，那这个功劳就归他，这个也是理所应当。邢贲思与《求是》○您１９８８年以后就到中央党校工作，并担任《求是》杂志的总编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段的情况吧。我是１９８８年７月正式调到中央党校的，直到１９９４年４月专职在党校工作。１９９４年４月，丁关根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你到《求是》杂志担任总编辑。我说，你跟锦涛同志商量没有？胡锦涛同志当时是我们的校长。他说已跟锦涛谈了，锦涛同意放了。后来我又见到锦涛校长，我问他这个事。他说：“我跟关根有一个君子协定，你是两面兼，不是说全部放你走。”我说：“两面兼顾当然可以，但是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在哪里的问题？这两个工作都是很实的，主要顾哪里？”锦涛说：“那你还是在《求是》，因为《求是》半个月出版一期，每一期之间的间隔时间太短，工作量比较大，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求是》。但中央党校你也得管，校委会开会你得回来参加。课你可以不讲，有一些校委会的重大问题讨论你要参加。”这样，我就两面兼了。两面兼实际上后面很难兼，主要的工作力量还是在《求是》，因为《求是》这个工作非常实，每一期６４页，半个月一期。不是每篇文章我都要看，但重点文章我必须看，我都得过一遍，而且不能有一点差错。后来您主要的精力用于领导工作以后，从哲学理论界来讲，您反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东西了吧？对。后来实际上主要不是搞专门的哲学，而是搞一般的理论。我现在对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反而兴趣淡薄了。像费尔巴哈哲学，其实费尔巴哈我是下过比较大的工夫，我也专门学了德文，当然没学好，俄文原来懂一点，英文懂一点。最初，美学我也搞过一点，当然跟李泽厚不好比。我搞过一点中国美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艺术史里的一些问题，像绘画里的问题、书法里的问题比较喜欢。我受宗白华的理论影响比较深，我觉得他的美学跟西方的那个美学程度不大一样。朱光潜和李泽厚他们的美学理论是沿着西方美学理论的路子下来，有点像艺术哲学，比较抽象的东西多一点。我比较倾向于美学问题还是要跟艺术结合。特别是中国传统美学，要跟中国艺术的评论、文化论、诗论、文论交融起来，稍微不要那么太抽象。
作者：邢贲思 干春松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