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岩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公众利益随之出现不断分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沟通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重要工具和桥梁的政党也随之出现。西方社会作为世界最早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其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影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各国的党政关系由于各自国情、历史传统等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同，必然在具体运作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在任何一个国家内，政党、政府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都不可能和其他国家完全相同，也即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完全一样的党政关系。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伴随着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从议会中的不同政治派别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独立政党的，如西方早期的政党(如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等)都是从议会中衍化出来的，是议会内部派别斗争的产物。正是由于西方政党产生的这种内生性特点，作为政党政治发源地的西方社会的党政关系展现出较为明显的状态，即国家先于政党产生，政党是为了适应国家和政治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与以往的国家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政党通过竞选获得执政地位组织政府，并通过合法的手段保证执政的实现。但从西方政党本身来看，其自身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组织体系，表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执政党在国家机构之外并不会形成另外的领导中心，通常情况下一般也不能直接对国家机关发号施令，而必须通过党在国家机关中的组织和党员等间接方式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对于维护政府权威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从具体的运作过程来看，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到西方国家的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无所不在的，反映在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渗透到议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如果缺少了政党的参与，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议会就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了。西方政党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竞选展开的。“西方政党———国家关系也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如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要通过竞选根据选民的选择来确定;只要执掌了国家行政权力，就是执政党，而不论其是否全面控制了议会立法大权和是否掌握了其他国家机关及地方政权机关;执政党一般都不是由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直接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本党在国家立法机关和在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从国家机构内部来影响和控制国家机关的立法、行政等活动，从而实现政党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体现政党的执政地位。”［6］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共和制，政党通过相互竞争，直接争夺行政大权即总统的当选，总统所在的党即为执政党，即使他所在的党在国会中是少数党，也不影响它的执政党地位。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一般也是党的领袖，政府由总统组成，其主要成员也都是党的骨干分子。，总统和政府的政策发布执行也就是党的意志的体现，两者是合一的。英国作为议会制国家的代表，执政党对政府组成的控制形式，通常是一个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后，它就拥有组阁权并实施组阁，党的领袖一般来说担任内阁首相，内阁的主要成员也基本是执政党的党员。从党政关系角度来看，英国比美国更为密切，主要表现在执政党拥有决定首相和内阁成员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首相及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必须遵循执政党的意志。同时执政党可以控制议会党团，对政府的决策起控制或指导的作用;因为首相及内阁的提案必须要经过议会审核方能生效。但英国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也是一种间接的模式，党的组织并不介入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首相尽管不能否定议会决议，但可以提请国王解散议会，提前大选，议会党团对政府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于西方社会的党政关系而言，一个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党和政府的主要人物基本就会合二为一，党的领袖也往往会执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决策，执政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影响政府的组成，并通过进入政府的党员实现对政府的控制，但政党只决定大政方针，并通过法律程序付诸实施。政府一旦组建完毕，政党就不会以组织的名义对政府发号施令，给予政府充分的自主权，政党不直接领导政府，本身也不具有政府职能。但为了体现党的意图，政党对于自己的党员有着严格的约束，若党员违背了党的意志，则会失去本党的支持和信任，从而失去了下次当选的机会，政治生命也基本就此终结。，党员在工作中往往能够较好地贯彻本党的意图。简单地说就是政党运用组阁权组建政府之后，一般就不能以党组织的名义在政府之外管控政府，党的意志主要通过政府中的党员来实现，也即政党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本着民主、共和及有限政府等理念通过合法规范的手段途径对政府进行影响。政府在政策制定及执行方面会考虑本党的纲领和利益，但完全由政府出面执行，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活动空间。，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政党和政府组织及其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政党以及政党的领导人相对于法律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大大减弱，有利于政治运行的稳定发展。

综观世界的政治发展史，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模式具有其特殊性，按照布莱克的说法，“现代性的挑战在最早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是内在自生的，……在迟现代化社会，这种挑战的发生越来越是外来的，因而显得更加迅速，甚至有些突然。”［7］二战以后，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入，在韦伯、亨廷顿、罗斯托、布莱克以及英格尔斯等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本的历史过程，是一种“追赶”性质的现代化。“所有的社会都始于传统阶段而终于现代阶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之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来对其进行比较和确定它的发展水平。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的领导权以及具体的现代化模式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但所有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基本阶段。”［8］布莱克曾指出，“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是先有社会的分化，然后通过整合来补偿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秩序的脱节和混乱，逐步形成良性的循环，使社会获得现代化的能力。……但是，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把这个序列颠倒过来了，它们一般是先经过整合然后才运用整合后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动分化。造成了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先进国家有根本性的差别。”［9］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在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现代化的倡导者、计划者、推动者和实行者。推动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有效地动员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支持又是首要因素。［10］也就是说，由于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先发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它们的自身发展基础较差，在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传统因素瓦解与现代性因素生成的异步性特征，因而在其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过程中，就更加需要依赖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发挥的整合和导向功能。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也指出，一些后发国家“现代化受挫”，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他强调，要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振荡与冲突，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解决社会的凝聚问题。因而可以说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其引导、支撑和保障，后发国家是不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考察后发国家发展历程，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其政权的建立往往是通过民族解放或革命取得的，基本都是在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领导下建立民族国家后再开始由这个政党组建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往往会形成由一个庞大的执政党组织领导、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自上而下地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执政的政党必然获得了超强的合法性，在整个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曾把一个强大的政党看成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实现政治安定、保持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1］，从后发国家本身的政治状况分析，后发国家的特点是先有政党后有政府，强大的政党带领民众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因而，政党比较强大。政府作为政党革命后的产物，是政党政策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当然，在强调后发国家政党强大作用的同时，也不可能忽视后发国家政府的作用。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认为在后发国家中，只有建立一个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才能根除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动荡和衰朽因素，据此，他提出了“强大政府论”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强调政府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后发国家的党政关系我们可以基本看出两者之间的应然状态。一方面，它们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并非是完全隶属的。党对政府的领导应该是一种间接的，政府作为独立的行政主体，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职能权限和工作范围。另一方面，它们是一种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社会发展变革的关系。尽管后发国家的政府后于政党产生，表现出政党比较强大，但为了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变革，党政之间也要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表征。综上所述，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行政代表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阶级统治、社会服务与管理;而政党作为社会中具有共同利益要求的群体组成的社会政治组织，主要职能是通过介入政权，实现本阶级或阶层的目标。，尽管两者之间有互动、有冲突、有斗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却是密不可分。

上述分析，仅仅能够为党政关系的分析提供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图景，但这一规范性的形象必须放在现实多样性的背景之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在各个方面都可能截然不同，党政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将表现出不同的图景。即任何一种政体下的党政关系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是深深扎根于一个社会具体的实践和国情之中的。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历史传统不同，各国的党政模式也不尽相同，每一个阶段的党政关系，都是由该阶段特定的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所决定的，世界历史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党政关系，凡是能够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党政关系就应该认为是合理有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党政关系时，必须要站在所分析的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上。只有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形成的党政关系设计，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才能够真正促进和维护本国政治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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