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的成功改编，朱素臣的昆曲创作成就逐渐为人们所肯定。然而，矫枉过正，戏曲界又出现了对朱氏评价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方面，朱素臣的作品还存在一定的瑕疵，这是毋庸言讳的。
　　从思想上说，首先，朱素臣缺乏像李玉、等那种反映重大现实斗争问题的作品，而和李玉一样，在剧作中掺杂了大量有关“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反映出苏州派作家的思想倾向较为复杂，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就可以说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一出“义仆戏”、“义婢戏”，以奴婢报主、救主、殉主的题材，大力宣扬封建道德 剧中的“义仆”
　　马义，他的名字似应即是“犬马之义”的意思。明代许多官僚地主家中都蓄有大批奴仆，奴仆的来源有所扩大，而主人对奴仆的压迫极其残酷。晚明奴变在江南许多地区经常发生，震动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义仆戏、义婢戏等应运而生，决不是偶然的。此类戏目的明确，倡导忠君忠主，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为统治集团和绅士阶层服务，明清之际的义仆戏一直流传于后来的多种地方戏中，我们研究戏曲发展，不能低估义仆戏的负面影响。
　　其次，朱素臣的创作中一方面因果报应、宿命论等迷信思想，另一方面，神幻色彩过于浓厚，既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精神，也扭曲了浪漫主义的特点。如第一出写米新图元宵家宴，出现老鼠堕梁、米汤化血种种凶兆，其子米世修梦见“避祸逾千里，留人到九更”的对联，于是决定远出避祸，反而遭致家难。其他像里况钟夜宿城隍庙，梦见两熊各衔一鼠哀泣，因而破案，里叶法善用灵符、咒语招来周琴心魂魄，与崔白相会，
　　里沈万三遇到孽龙与蚌精争斗，将蚌精救回水中，如此等等，都离奇而近于荒诞，当然，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决定的，也不可苛求于朱素臣。
　　在艺术上，朱素臣的剧作也时有结构繁复、头绪纷披、主题不够鲜明的缺陷，甚至由于过分追求戏剧性，以致情节出现纰漏。这种倾向主要导源于明末的阮大铖，而在清代初期的传奇创作中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事实上，从浙昆成功改编的即反过来可见朱素臣原作的种种不足。 另如为达到炫奇斗巧的效果，在几个环节上都显得十分牵强：第十三出中，臧婆要假充比自己年轻得多的陶琰娘，于是作者只得把她设计成“年过半百，颜如少女，发似乌云”，唱词也有“喜得我容颜不老”之语，并由“小旦”（即年轻女性角色）出演；第十九出写殷铭新收米世修为义子，米世修并不告知母亲，即随殷氏北上，殷氏解释说：“我本待送你回去，只是我逗留已久，恐误入觐之期。况你家散人离，终作无归之客。不若同到长安，读书应举。倘皇天怜悯，一举成名，那时衣锦荣归，家门重整，意下如何？”第二十五出写米新图获释，与马义相见，称：“我孩儿又一病夭亡，我何意于功名之事？”马义明明知道米世修未死，竟不相告，都是为了造成后面第二十七出中的误会起见，而不顾情理未合。朱素臣的另一出名剧也有类似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应对朱素臣的昆曲创作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既要充分肯定他在苏州派作家群里的突出地位和巨大贡献，也要指出他受到时代限制造成的疵点。
　　如果从明代隆庆、万历之际的即魏良辅革新昆曲算起，到清代乾隆初年，昆曲成由熟到兴盛先后历时达二百多年之久。然而，自乾隆初年间开始，昆曲逐步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它既在内容上无法描述时代精神，在艺术形式上也日渐僵化，无从新意。诚然，与清代专政主义文化政策相关，由于大兴文字狱，致使戏剧家有意回避现实，题材的创作，因此造成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体的昆曲，愈来愈脱离社会，脱离观众，最终导致昆曲在近代一蹶不振，濒临消亡。
　　不过，在昆曲不断没落的大趋势下，只有朱素臣的一些剧作一枝独秀长演不衰。其中自清初问世以来，在舞台上一直流传着多出折子戏，有时甚至连缀多折上演，这种情况持续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一九五六年，改编本在北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誉满全国，并使昆曲这种古老艺术迎来艺术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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