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著名思想家的福柯，与其他思想家一样，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处境，但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从话语切入对人类问题的关心。
　　福柯的“话语”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福柯并没有给它一个严格的定义，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人们会觉得福柯所说的话语就是“语言”。的确，在福柯的整个著述中，话语与语言的关系极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福柯的话语并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福柯在谈到自己对于话语问题的兴趣时说:“我之所以对话语模式 (modeofdiscourse)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某种使一系列言说得以可能的语言结构，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人们认为这些被说出的话似一阵风，不留痕迹，可情况并不如此，事实上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一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己出现的话语 (discourses)的言说。”“)这段话，一方面表明福柯的话语概念突破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枷锁，而呈现渗透性、发散性特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另一方面，这段话告诉我们不应该追问“话语是什么”，而应该追问“话语何以存在”。
　　最后一句一话看似说出了话语的定义，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模糊的，因为言说 (utteranee)、谈论介、被说(besa记)等词的意义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所以从这段话中我们是无法知道福柯话语概念的确切所指，而这正是福柯的旨意:“我的话语……正试图避免在其上找到支持的根据，它是一种关一于话语的话语:但它无意在话语中找到一种隐藏的规律，一个隐蔽的本源，它也无意将自身确立为一般理论，视自身为出发点……它试图展示一种离散，一种永远不能被还原到一单一差异系统的离散，一种散播，一种不能被联系到绝对参照轴的散播。它试图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操作，这种非中心化的操作没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①也就是说，福柯话语理论所作的话语成为可能即他所说的“话语形成”，以破除对一切话语的神圣化诉说，破除话语的总体性追求，从而证明没有一种话语可以囊括整个历史，所有那些不证白明的东西都是建构的结果。
　　福柯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话语的产生是由一些权力程序控制的过程，话语与权力互为影响。在一文中，福柯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分析，把话语作为“历史事件”的分析定焦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上。他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的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①福柯将话语的控制程序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话语的外部程序，又称为排斥程序;二是话语的内部程序;三是话语的应用条件原则。外部程序的目标是消除与力量和欲望相联系的话语所可能具有的危险性，包括三条原则禁忌、分化与拒绝以及真假的对立。“禁忌”原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为人熟悉的，比如，人们不能随时随地说某些事情，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谈论某件事情。这属于言语禁忌，包括对言说对象的限制，言说场合的限制和言说主体的特权限制。它们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在福柯看来，政治和性是当代控制最紧的网络。对于“分化与拒绝”原则，福柯以疯癫与理性的划分为例加以说明。自中世纪以来，疯人的话语已不能像其他人的话语那样流通，伴随着疯子被禁闭和排斥的过程，它被理性的话语压制和剔除。严格地讲，疯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疯人众多的话语仅被视为纯粹的噪音。所以，“疯癫”概念并非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实在的研究对象，而是理性话语对非理性进行知识排斥的结果。福柯指出，这种形式尽管在现代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沿着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制度中起着不同的效果。相对于前两种排斥的方式，第三种即“真假的对立”原则更为重要和根本。“真假的对立”原则涉及对“什么是真理”，“为什么要认识真理”以及“真理是怎样产生”等问题的追问，这些追问关乎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依赖于某种制度的支持和分配，因此福柯认为，真理与谬误的划分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暴力的，而是历史的建构。在这三条原则中，福柯最重视的是第三条，因为在福柯看来，前两种形式不但实际上都以最后形式为基础，而且不断向最后一种转化。就现代社会来说，求知意志无论在强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较以往增加许多，而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取决于欲望和权力因素，但这种求知意志最易为人们所忽视，因为它作为排斥体系的一种，己经渗透于一话语之中，这就使得话语很难认识到它的存在了。
　　话语的内部程序就是话语对于白己进行控制的规则。这种白我控制的目的是从另一个方面对话语进行控制，即对于事件和偶然性的控制。内部程序也有二个运作原则: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评论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初始意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得到重复、转换和讨论后形成次级话语。在初始文本和次级文本的关系中，由于初始文本是“源头”，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但原初话语的留存、发展与持久则需要次级话语的“最后说出”功能，因此两者呈现一种互为依赖的关系。福柯意义上的“作者”指作为一组特定书写物或陈述游戏中的统一原则的“作者”，作者原则将各种不同的虚构语言统一起来，通过同一性形式对话语的偶然性加以限定，给话语提供源泉和凝聚点，并将其置入现实之中;学科原则既不同于对原初话语阐释的评论原则，又不同于对话语的偶然性进行统一性限定的作者原则，而是新命题的形成，是一种匿名体系，虽可以无偿提供给任何人，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确定命题的正确与否的条件，即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命题才能成为真理，也就是说，学科原则规定话语的界限。总之，作者的多产，评论的繁殖和学科的发展都是话语生产的无限源泉。
　　除了从话语内外对其进行控制之外，还有一种对话语运用的条件加以控制的程序，其目的是将一定的规则施加于某些人之上从而使其他人无法使用，“这就等于将说话主体稀少化:如果一个人没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资格这样做，他就无法进入关于一个特定主题的话语”①。这种程序主要包括话语仪式、话语团体、教条和教育等方式。总之，在福柯看来，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辨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来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中，福柯分析了精神病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话语，以及在西方文化史的不同时代，官方话语以何种方式对诸如“健全”、“健康”以及“知识”这样一些非实体的“事物”进行感知、分类和分配。这些著作证明在疯癫与健全、患病和健康、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占上风的话语模式决定的。这些话语模式与其说是假设和观察或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的自主交流的过程所形成的产物，不如说是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哪些理论和实践，丁上风的基础。也就是说，权力通过建立制度和法律建构了行为、知识和社会存在，权力也规定着我们自身的形成，它通过语言、性、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学的种种规则来构成我们所谓的“个体性”。然而，话语并不一劳永逸地从属于权力或对抗权力。话语传播和生产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破坏和揭露权力，使其软弱，使对权力的推翻成为可能。话语的这种性质和这些特点使人们不可能在话语所属的知识型之外进行思想，也就是说，除了屈从话语，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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