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显示优越性，有了优越性，人们才能决定去维护和坚持她。社会成员认可是维护政治发展道路安全的合法性基础。政治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是引领群众行动的一种途径、方式和保障，实质是对人的领导和指引。所以，说到政治发展道路的安全，最关键的莫过于被领导和被指引人的衷心拥护与认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对政治发展道路的认可，集中表现在价值取向的选择和发展成果的分配上。政治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能不能坚持以人为本，是获得社会成员认可的基础与前提。应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是从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开始了的，并且也得到多数统治者的认同。但这种民本思想的实质是统治者把民众当作进行统治和创造国家财富的工具与“本钱”，是对老百姓的利用。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质是要把人民群众当作“本位”———以满足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权利为目的，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的政治发展道路能够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政治发展道路能不能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获得社会成员行动支持的根本条件。千百年来，中外历史上有过不少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期也发生政府倒台的典型，关键原因是社会底层群众没有共享发展成果。所以，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既要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要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注重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真正做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样，人民群众在切身利益上感受到政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就会坚决拥护和支持她。社会正义是保障政治发展道路安全的道德支撑。处于政治发展道路中关键地位的执政党和立法机关，能不能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社会正义，是政治发展道路能否获得社会道德支撑的关键。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在与封建统治斗争中提出来的要求，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不仅认识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而且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致力于努力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正义要依靠制度。有了科学合理的制度，权力分配和利益调整才能在一定的轨道上正常有序运转，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评价才能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各项制度建设，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在推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如下原则:一是在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上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在制度制定时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制度建设的内容要注重维护公平正义体制机制的完善，尤其要形成正义的就业入学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措施的贯彻执行，以执行力增加政府信任。

保障政治发展道路安全视域下的社会机制建设内容

我们在政治发展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充分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要公正合理，体现公平正义。要通过法律和政策措施，减少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构建全体人民和睦相处、共存共赢的和谐社会。要保证人民群众发展的权利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引导人们依靠后天性和获得性因素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去勤劳致富，而不是依赖户口身份和父母亲属关系的身份等“拼爹拼妈”因素去发家致富。化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推进，全面建设。首先是要建立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制定处置社会矛盾预案，防患于未然。其次是要尽早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和处置社会矛盾。不能采取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态度。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具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尊重矛盾双方的平等权利和积极参与，注重物质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的综合考虑。最后是要注重社会矛盾处置的善后工作:要善于总结经验和发现问题，要从实践中概括出处置矛盾的规律性，以利于后续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要采取有力措施，对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权利救济、法律救济和福利救济。社会利益调整机制建设。有效地进行社会利益调整是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对政治影响极大。在一定社会条件和一定生产发展程度上利益总是有限的，如果缺乏合理的制约因素和协调机制，利益矛盾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又正值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时期，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会不可避免地经常大量地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建立健全能够及时全面表达利益诉求、有效平衡和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机制，及时有效地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新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首先要明确需要调整的社会利益，既包括经济物质利益，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要全方位、多层次地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内容，多途径地解决人们的利益诉求。其次，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要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利益冲突。社会利益调整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统筹安排。如建立健全公平正义的政治体制保障全体人民发展的权力平等、机会均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在实行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同时要发展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从源头上减少利益冲突，是社会利益调整机制建设的根本之举。再次，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要重视和解决社会贫富悬殊严重存在问题。贫富悬殊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削弱普通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影响到政治发展道路的安全。要大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公正合理地搞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乃至于第三次、第四次分配，防止贫富悬殊问题的恶化并减少贫富差距。最后，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特别是要用制度和人民的权力去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有效地防止以权谋取非法所得。公共权力被滥用于谋取私利是当前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诱因。必须切实完善各项制度，坚持用制度去管事管人，必须切实增大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用人民的权力去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有效地防止以权谋取非法所得。社会民生保障机制建设。2012年9月8日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题为《深化互联互通实现持续发展》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3］这一承诺，是我们推进社会公平保障机制建设的方向性规定和内容界定。建设社会民生保障机制，要坚持民生优先的价值取向。坚持民生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履行国家行政职能的各级人民政府、在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工作的各类工作人员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时必须坚持民生优先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具体行动时都必须将解决民生问题摆在首位。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建设社会民生保障机制，还要在不同层次上全面推进民生建设。一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基本民生，加快建立人人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就医、基础教育、住房保障等;二是满足人民群众最低生活需求的底线民生，以更加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如最低工资保障、扶贫帮困、灾害救济等;三是人民群众当下反映最强烈最关心的热点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如房价、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差距和环境资源保护等。只有全面理解把握和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社会民生保障机制才能作用于政治发展道路的安全。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建设。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公民意识的增强，社会组织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建设成为保障政治发展道路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第一，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筑牢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加深，一方面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在调整，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公民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调整。这种调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过去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项交给社会、企业和公民个人去管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职能和权力是有边界的，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也管理不好社会事务，分散的公民个人成员众多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也无力自行进行社会管理。社会问题只能在社会中得到解决，社会成员需要社会组织来管理。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当代中国，把社会组织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努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建设。构建社会组织的协调机制，需要用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来保障。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行和监管的法律法规，尽快修订完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等现行法规制度，要按照社会组织的不同性质和分类，分别从社会组织的成立、运行、机构设置、内部管理、社会监管等各方面健全法规制度，指导和规范社会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各项活动。同时，在公民权利增强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中，还要求我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真正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增强社会组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第三，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协调体系。社会组织性质各异，成员有别，利益诉求不同，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不尽相同，因而相互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执政党和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协调责任。党和政府要按照权利地位平等、政治经济待遇一视同仁的原则，科学合理协调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促使所有社会组织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共同致力于优化社会管理。

保护政治发展道路视域下的社会建设推进路径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过:“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殃”。说的是机遇来了必须迎头赶上，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科技革命浪潮影响力越来越广泛，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急起直追，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始终牢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成功的实践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全体国人致力于发展，也受益于发展，实现了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稳定。2、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条件的均等。从国家的性质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国公民应有的权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一是就业服务、养老保障、社会救助等基本民生性质的公共服务，二是公共文化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推广普及、人口数量控制等公共事业性质的公共服务，三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质的公共服务，四是国防安全、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治安等公共安全性质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直接测度共享发展成果目标实现与否是很困难的，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则正好可以量化，其程度的高低可以用来直接反映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努力改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均两种状况。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表现为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方面的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和人员设备设施供给不均等;享受不均表现在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其内容既有数量上的不均等，也有质量上的不均等问题。最基本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包括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当市场化而引发泛市场化、保障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符合公民实际需要和均等化。另一方面是要提高社会成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能力、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的购买力。3、培养壮大社会组织。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现代政治管理与传统政治管理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看管理主体只有政府机关还是多样化。我国社会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管理主体不够多元的问题。必须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真正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并不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成员在社会组织中的主体作用。社会组织，顾名思义，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自我管理的组织。我们应该看到，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社会成员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成员有序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要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社会组织能否健康成长发展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对其进行监管的方法与力度。2011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重大举措。我们在大力发展、培育扶助社会组织的同时，要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严格监管。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行的评估检查和监督治理机制，积极发挥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不断提高社会组织运行能力和社会公信力，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4、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德水平。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生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不可少的需要。亿万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公共空间中，不仅需要强制性措施规范其行为，而且要有社会成员的自律要求。社会公德是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和谐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维护政治发展道路安全的社会条件。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德水平内容，一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个人社会统一观: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同个人幸福紧紧相连，社会兴衰与个人事业成败息息相关。二是增强社会成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享受优良社会环境的权利，也都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多数人所选定社会制度的责任。三是提高社会成员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国权与人权，国格与人格，国家地位与个人尊严息息相关;只有国家强盛和统一，才有个人富裕和安定。只有努力维护国权、国格与国家地位，才会有人权、人格与个人尊严。提高社会成员社会公德水平的途径，一要充分发挥家庭在提升社会公德水平方面的持久作用，二要发挥学校在建设社会公德方面的知识性和示范性作用，三要发挥社会政治组织对组织成员的公德约束作用，四要促使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中感受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责任感，五要充分运用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在提升社会公德水平中的经常性作用。5、优化社会结构，保障社会稳定与进步。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基本结构，其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社会力量的成长。如传统农民分化为继续务农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知识分子分化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市场化的知识分子和非市场化的知识分子，还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员”和“股票证券交易员”等等新的社会力量。但总体上社会结构的变化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状况既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积极主动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优化社会结构，第一是要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在通过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降低最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而形成橄榄球型社会阶层结构状态的过程中，要注重构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尤其是要使下层人员能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第二是优化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要全方位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要大力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第三是优化城乡结构。要通过城乡统筹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要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人为阻断。第四是优化就业人口在不同产业、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第五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居民、企业、政府收入分配的比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是优化消费结构。要引导人们注重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同时并举，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购买服务、休闲旅游等享受资料和学习进修等发展资料方面的消费比例。6、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社会稳定机制。社会管理体制是围绕社会管理活动所建立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规范和措施，其功能是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处理社会事务，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需求，保障社会规范有序运行。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保障，而且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社会思想认识内容与水平、社会活动积极性以及社会活动方式。正如经济管理体制可以制约或者促进生产力发展一样，社会管理体制也具有制约或者激活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积极性的功能。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的强劲推动下，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些不能适应社会成员社会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如社会管理理念偏差严重、社会管理主体单一化、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低、社区建设这一社会管理载体不强等等，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社会组织让利放权，扩大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给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营造良好宽松的体制环境。其次是加快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消除目前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较浓官办色彩的状态，还原社会组织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由社会去监督和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决定社会组织的去留。再次是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彻底改变社区管理体制上传统的“大政府”观念和长期的行政化管理倾向，促使社区真正成为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作者：张建民 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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