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界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改革所带来的中国银行业“质”的飞跃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微观意义上的机构体系变化所造成的宏观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影响。换言之,中央银行从金融稳定和金融制度变迁的角度大力推进银行体系改革的同时,也必须对以银行信用为载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变化给予充分的研究和重视。理论上,即使在以市场作为主要传导模式的经济体中,货币经济学者对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职能依然给予了高度关注。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就是一个坚定的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者:Bernanke和Gertler(1989,1995)研究了产出冲击与信贷的关系,以此研究信贷对商业周期的影响,并重点从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层面观测政策的经济效应;Bernanke和前任美联储副主席Blinder(1992)则试图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LS-LM模型中引进银行信贷渠道;此外,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6)致力于把银行信贷市场的局部均衡纳入宏观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在一篇名为(或)论文中,Bernanke和Lown(1992)重点从1990-1991年美国信贷市场的变化来解释经济萧条和货币政策效应问题。

        Bernanke一系列的研究对我们显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第一,在传统上,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更多地通过货币市场来影响金融机构、企业和公众行为,但联储的主要研究人员却对信贷传导具有高度的兴趣,这提示我们,不能把货币传导当作既定不变的因素,而应该通过研究微观传导渠道的变化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二,西方的金融市场制度毕竟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其银行体制相对稳定,创新往往集中在产品层面而非制度层面,那么,对于一个处于变动之中、且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银行体系的经济体而言,面对银行改革,货币当局理应更关注传导机制的变迁,尽可能避免传导不畅所导致的宏观调控手段不足的问题。从最近一年的货币政策运行看,2005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8.7万亿元,同比增长19.0%(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持续的存款增幅>M2增幅>贷款增幅的格局是值得中央银行研究人员高度重视的。此外,结合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及利息税、一年期贷款利率5.58%以及年度通货膨胀率1.8%,存款增幅与贷款增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仅仅从数据上无法加以完备解释的现象。上述宏观货币现象促使我们从微观银行运行的角度加以理解。银行改革背景下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按照通常的理解,银行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应该是同向波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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