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发布时刻： 2003-1-27 作者：陈允吉
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玄言诗”，就它出格的界定寄义来说，乃指发生于东晋中期，并在作品中央年夜量申报形而上学义理，甚至造成其内容与其时风行之清谈混杂莫分的诗歌。与这类作品相伴跟着的那股创作潮水，是东晋玄谈激发出来的颓丧效果，纵尝一度笼盖诗坛，然又光鲜明显带有后续力不足之征候，反映了其时士流力争将玄理简单地移植到诗歌里面的一次不成功的考试考试。
玄言诗偏重显示玄理，题材偏狭专门，但并非毫不旁及其余方面的内容。它们时而兼包某些自然景致描摹，于中宣泄骚人的遗世情思，是以被个体研究者感受是山水桑梓诗发生、形成过程中“一个要害的逻辑关头”[1]。倘论及其根底特征， 则老是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首要职志，“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2]，“莫不寄言上德， 托意玄珠”[3]，从素质上看，玄言诗是属于谈论至道本体的哲学诗， “直接论道而不藉助于象征手法”[4]。它们将理旨的推演置于首要地位，黜落凡是、直不雅观的形象绘写，因其语意艰涩，令人不胜卒读。这种屡为后人诟病的诗风，年夜兴于东晋形而上学清谈的热潮傍边，上踵南渡初际游仙诗的尾闾，下启义熙以还山水诗之端绪，自东晋成帝咸康年间起，前后约风靡了六、七十年摆布。其中牵扯到的作家，包含王、谢、桓、庾、许、孙、张众多名门胜流，兼有不少僧徒介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骚人，则是许询、孙绰和支遁。他们沆瀣一气，递相仿效，配合推表演了一个诗歌崇尚玄理、举陈要妙的局势。
尽管玄言诗风行时刻不长，旋即藏匿在山水诗推逐竞涌的潮头中央。它们的泛起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一段小小逆折，遁藏着水底分歧偏向潜流的冲碰撞击，殊难单用骚人姑且的快乐喜爱来注释。这么多述理诗作到东晋中期一齐破门而出，并于数十年内成为“江左风流”形诸文字的一年夜符号性事物，必定有其赖以生起的各类现实依据和特准时代前提，这是无待烦言即能为人们所清楚明了的。
一
关于玄言诗兴起之启事，见诸六朝时代的史册及文学指摘著作，实不乏名家撰述为之探因立说。如刘勰《文心雕龙》之《明诗》、《时序》各篇，于兹即具多处评说，其《时序篇》曰：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体裁。是以世极ｚｈūｎ＠①ｚｈāｎ＠②，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又钟嵘《诗品序》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5]诸公诗， 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按：彦和、仲伟以上论说，悉皆注重两晋士人清谈在玄言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主导浸染，这一剖断抓住事物发生的根底原因，业已成为该类作品探涉者的整齐共识。今考魏晋间绅士分析形而上学脑子，其起先不外乎经过过程口头清谈、援笔作论及诠释批注《易》《老》《庄》等几种形式。其中唯独清谈“剖玄析微，宾主往来来往，娱心悦耳”[6]， 具然而，刘、钟两位指摘家就此揭橥的群情，不外是“游目骋怀”式的感想所得，究竟?结果语焉不详。他们仅仅指出了玄言诗的兴起同清谈有关，却没有接着回覆读者会不移至理地提出的一个疑问：即在同样风行清谈的前提之下，因何玄言诗不曾生成于曹魏、西晋，而偏要迟至东晋中期刚刚泛起？再说他们论及西朝、江东玄风之因循变演，有些提法犹与其时现实情形未必完全符契，更没有就参合于这股潮水内各类成分的彼此相干进行当真检验，充其量只是叙其简略而已。光凭上文所引的这么几句话，读者仍无法了知工作的前因功效。
与《文心雕龙》、《诗品》简单的述评选拟，针对这个题目问题做过较为翔实切当之阐介者，尚有《世说新语·文学篇》“简文称许椽云”下，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的一笔纪录，其云：（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年夜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7]。故郭璞五言始齐集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姑且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檀道鸾其人未见正史纪录，生平事业颇难稽考，但他处世时代一定要比刘勰、钟嵘更早些。余嘉锡师长教师《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案及此条诠释，至谓《宋书·谢灵运传论》暨《诗品》所涉东晋玄言诗之论说，皆一并导源于《续晋阳秋》上述这些概念。而比照沈约、刘勰、钟嵘等辨析晋宋诗歌源流因革的诸家说法，“檀氏此论实首发其诚如余嘉锡师长教师所言，《世说》刘注引檀道鸾著《续晋阳秋》的这段话钩贯线索，校核异同，从源流上来视察晋宋诗歌的成长动向，对许询、孙绰玄言诗什昌隆之端委、半途介入成分及演成之全过程，都作了切中肯綮的论列，极其富于启迪意义。综不雅观其中檀氏执持之要旨，简略有三端：其一，偏重指出玄言诗与我国《诗》、《骚》以来诗歌传统之例如异，从基本上来说实为一系统编制题目问题。他在这段材料中央，频频强调“皆体则《诗》、《骚》”，“而《诗》、《骚》之体尽矣”，“自此作者悉体之”，其用语不惮复沓如是，盖亦存候再三焉尔，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种诗歌系统编制上的分例如加以正视。其二，感受东晋玄言诗脑子内容上的早源，应追溯到曹魏正始年间王、何形而上学，嗣后“《庄》、《老》玄胜之谈”益为世人崇奉，及至永嘉南渡而势焰愈炽。东晋初年诗歌受玄谈之薰染灼烙尤胜西朝，文士撰作颇好以点缀《老》、《庄》理语炫耀自鬻，乃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以起自正始及至南渡初际，这一长段时刻皆可视为酝酿、滋长玄言诗的筹备阶段。其三，寝至许询、孙绰等辈，一方面“转相祖尚”曹魏、西晋以来清谈旧习，另一方面又加以“三世之辞”，所作诗什遂“平典似《道德论》”，一变而以演绎抽象形而上学义理为主。对于其时正在慢慢加深通顺领悟玄理水平的诗歌来说，这种“三世之辞”实为史无前例的新成分，洎乎它们的过问干与介入，终至造成了东晋中期整个诗坛沉沦玄风的局势。
参据《续晋阳秋》这笔纪录的抉示，可知关于玄言诗原由题目问题的切磋，除了要顾及形而上学清谈对它所起的诱发浸染外，还不能忽略“三世之辞”此项出格成分的存在。而所谓“三世之辞”如斯，从日常意义上说，那无非是指从天竺传来的佛陀言教。释迦牟尼站在“缘起论”的立场上视察全国人生，喜欢用曩昔、此刻、未来三世代表实足事物的无限因果一连，同样可用来声名有情众生的业感转世轮回，故人们凡是把释教称作“三世说”。余嘉锡师长教师《世说新语笺疏》亦谓：“《文选抄》引‘三世’上有‘释氏’二字。”这注解将“三世之辞”年夜白为佛的说教，不会引起任何例如义。
释教传入我国，当然是在西汉、东汉之交，至东晋已有近三百年。但在它初到中国的这个阶段里，作为一种势单力薄的外来事物，尚不能年夜显身手，需要倚赖于此方的鬼神方术，后来又充任形而上学的附庸，俾为自身谋得一块生计容身之地。简略在永嘉南渡之前，它对本土固有文化还缺乏充沛的影响力。东晋王朝竖立在一场深重浩劫之余，离乱漂荡倍增人们空幻的厌世情绪，现实魔难触倡导无数士庶皈依宗教的热情。释教自己亦因译经渐具规模、僧伽机关越加健全和当地沙门人数激增等原因而获得很年夜成长，最先走上自力流传的道路，其活跃水平远非旧日的状况可比。正如汤用彤师长教师《汉魏两晋南北朝释教史》所说：“东晋之世，佛法遂深切中华文化。”[8]这一形势变迁， 普遍牵动着世人的精神生涯，及于哲学理论领域，则齐集地反映在释教般若学对东晋形而上学的渗透上面。是时众多释徒自在列入清谈，文人士子醉心攀缘释教，组成了空前乖戾热闹的文化交换景不雅观。“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气势派头，酷肖清流，宜释教玄风，年夜振于华夏也”[9]。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晋室南渡在中国脑子史上划出了一条晓畅的分界限，其前后形而上学清谈所寓托的内在即有较着分歧。刘师培师长教师《中国中古文学史课本》指出：西晋形而上学所言之名理“尚不越《老》、《庄》”，逮及东晋士医生之谈玄便“均以佛理为主”，而文人所作诗歌也随之益增“析理之美”[10]。许询、孙绰号称“一代文宗”，集骚人、绅士和居士于一身，分化他们所显示的哲学脑子，浮屠成份要光鲜明显超出《庄》、《老》旧学。孙绰著有《道贤论》和《喻道论》，旨在用佛理统摄与和谐儒、道脑子。许询尝立寺奉佛于山阴，并在会稽王斋头任法师支遁的都讲，两人对答论难，咸以精熟内典著称。而名僧支遁尤开东晋时代风气之先，洵为其时援佛入玄的带头人物，又是许、孙等人精神上的导师。他连系般若即色论树立《庄》学新义，所撰《安闲游论》、《即色玄游论》标揭妙理，警动世俗，成了江东一代胜流从事清谈的理论基准。据《晋书·谢安传》及《王羲之传》载，支遁曾与谢安、王羲之、孙绰、李充、许询共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皆以文义冠世”。侪辈继郭景纯游仙诗通顺领悟道家仙人言后，转而领受释氏“三世之辞”，寄快乐喜爱于创撰抽象说理的篇制方面，致使这类冲虚平典之作年夜行于时。我们顺着东晋集体文化运动的趋向作些审度，即不难了然玄言诗的生起与昌隆，确与释教之深人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年夜配景有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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