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及擅长撰写应用文的作家往往被排除在现代文学史视域之外，其实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可以开拓的学术领域。本文首次以唐代号称“大手笔”的作家为线索，考察其应用文写作成就及对唐代文坛的影响，将这些作家置于唐代文学发展史中挖掘其文学史意义。绪论部分：概述唐前应用文发展的流变，指出应用文（包括行政公文和碑志册颂等应用性文字）是唐代杂文学观视野下不可或缺的文学组成部分。对“大手笔”一词的来源、涵义及其衍变进行考论，分析被冠之以“大手笔”称号的文章家要求一种极高的综合素质，确认本文重点研究的9位“大手笔”作家。
　　研究以文章治天下的李德裕。李德裕是晚唐当之无愧的“大手笔”作家，会昌主政时期所写的制诏奏议是其文治武功的记录。他以文章德绥北狄、智平泽潞，平生精于、，为相则学以致用。其制诏奏议气势恢宏，句语坦明，词情恳切，简严中能尽事理，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和谐统一。德裕的“论”体文，借史论杂文叙平生之志，一事一议，富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综论诸“大手笔”作家对唐代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唐代每一次思想秩序的重建与复振，都与“大手笔”作家的文学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联，他们的应用文有一定的复古倾向，表现出对古典主义的复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有修史的经历，这对其应用文写作亦发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大手笔”作家的应用文写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骈体文发展的脉络，对传统的“唐文三变”说增添新的认识。作为文坛宗主与朝廷重臣的双重身份，诸“大手笔”作家引导、参与了宫廷文坛奉和应制的一次又一次创作高潮（特别是武后、中宗时期与玄宗开元时期达到顶峰），加上他们对后辈文士的奖掖、与当时文人的交游以及对文人文风的品评，共同确立了他们的文学范式地位。
　　以历代唐文选本为切入点初步探讨唐代“大手笔”作家在后世的接受及其文学声名消解的原因。附录部分：充分吸收现代补遗与考辨成果，力求将唐代每位“大手笔”作家的文章于各本的著录情况汇集一处，对其中真伪有疑义或后人著录有误者进行辨正，使整个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中国文学以诗文比肩并立。相对而言，在古代，文章可能比诗歌更为重要，与文人的命运关系也更为密切，一部中国文学史中，讲述文章的比重应该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流行的文学史往往以诗歌为中心进行结撰，忽略了文章数量宏富这一事实，许多富有审美价值的文章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大量应用性的文章更是被完全排除在文学史的视域之外，这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事实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作家均是因擅长撰写文章（特别是应用文写作）而受到特别的推崇，文学史家对他们的文章重视不够或者仅仅关注他们的诗词而忽略其文章成就，均使我们对于传统文学的理解失之片面。
　　唐代文章数量宏富，仅清编即收录作者3042人18488篇﹐近现代对的补遗工作更使得唐文数量不断增加。然而，唐代文章相对于诗歌、传奇的研究比较薄弱，具体到文章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韩柳研究、古文运动及陆贽、李商隐等代表性骈体作家的研究上，对于大量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其他作家则关注不够，对其作品缺乏细致的爬梳整理，对文本的分析也欠深入具体，更较少宏观的文章学思考。目前，大多数文章只是作为研究的一种辅助性材料，在很大程度上边缘化了，研究者往往只是采撷其中的相关材料作为诗歌研究的陪衬，而并未将它们当作真正的文学研究对象。有鉴于此，选择适当的角度与范围对唐代文章进行本体研究对整个唐代文学的研究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即将研究的目标指向应用文作家及其应用文创作本身。 当时张角黄巾军已危及汉朝统治，地方官员有所忌讳，只以口头相告，而不愿以公文的形式通报情况。公文不仅是用文字处理国家事务的工具，也是国家使用文字处理公务的产物。无论是下情的上达，还是上情的下传，公文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公文不同于纯粹的抒情文学，它是一种典型的庙堂文学，广泛地应用于行政领域，具有极强的现实功用性，它能够反映重大历史进程和社会矛盾，与社会生活、王朝政治息息相关，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文献价值。公文具有政治权威性，“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它是政权和法律的体现，反映强力意志，用以达到控制整个社会的进程。公文撰写具有专任性，古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两汉诏诰，职在尚书”，“魏晋诏策，职在中书”，公文乃“有司之实务”，非一般文人所能制作。撰写公文者，必受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教育，所以体现在创作中忠君思想，仁孝观念浓重。虽然公文不可能如其他文章那样恣意流露个人情感（它有许多形式与内容限定，要中规中矩，要谨慎用语），但公文也并非今天许多人误解的那样毫无情感，刘勰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章、奏、表都在文体上具备抒情功能与审美教育的基因。实用性与艺术性本是对应关系，往往实用效果好，艺术价值高，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唐前应用文写作基本上可以划为商周时期、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四个阶段。在我国，虽然国家的形式肇始于夏朝，可是有记载的应用文则是从商周发端。商周时期的应用文主要包括甲骨卜辞、钟鼎文书和，应用文一开始是用来记录历史事件，表彰祖先功德，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上古公文汇编，其所涉内容多为政事，篇章结构逐步从松散走向严谨，文字深奥生涩，佶屈聱牙。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权衰微，这时期主要是诸侯国的外交法令文书、策士辞令，集中保留在、、、及一些诸子文集中，此时的应用文逐渐口语化，某些篇章如、从立意到篇章，从内容到修辞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堪称“上书”
　　写作中的典范。作者将诡异绮丽的文辞聚集在一篇文章之中，即所称的“诡丽辐辏”，具有很高的论辩艺术，往往“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是当时纵横游说文风的反映。秦汉时期随着政治的一统，文书制度基本建立，应用文体式基本定型。秦朝执政为时较短，“秦世无文”，汉代诏令开始发达，有和，对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人真德秀言“两汉诏令，犹恻怛忧民之实意，而辞气蔼然，深厚尔雅，盖有古之风烈”。西汉应用文从总体而言朴实典雅，贾谊、晁错的奏议具有很强的议论性，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借古喻今，立意高远，产生了如、、、、等代表作品，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这种情况至东汉后期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审美意识的日益凸显，应用文开始追求骈俪，重文轻质，与实用的原初宗旨相背离，注重辞采，崇尚繁冗，讲求对偶，借用事典，弃通畅而求博雅。朝廷的制诰往往需要有辞采的文学之士加以润色，唐人常衮即言“汉廷制诰，以文章侍从之臣润色”，后来韩愈在中提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虽以两汉并称，但其实只是一种概言，东汉的文章即为昌黎所不取，故有“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之言。虽然三国时以曹操为代表的公文创作不拘一格，清峻通脱，富于革新精神，与东汉时风殊异，但在此之后重文采的风气甚嚣尘上，“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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