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40年代战后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离不开对以往社会女性形象发展脉络的观照。40年代战后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尽管发展出远比以往及以后（50年代）更为丰富多彩的形态，但此时期的银幕女性形象并非是毫无征兆地“横空出世”，它之所以呈现出此种形态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关。通过梳理社会女性形象的发展轨迹，分析社会制度、文化惯例、性别禁忌以及自清末以来至抗战前后社会革命运动对于社会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于40年代战后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之“前身”的建构过程有清晰的了解，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40年代战后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主要为着巩固家庭、宗法社会的需要，女子的生活空间大部分被拘束在家中，由此而造成女子心胸视界的狭窄以及对外界适应能力、独立生存能力的缺乏。中国近代以来日益危艰的局势使得知识分子力图通过求新求变来拯救国家，兴办女学作为救亡途径的必不可少的一环被提上日程。当时的女子教育主要宗旨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
　　，同时强调女子教育应防止女子“矜言独立于社会，致启男女之竞争”，否则“则失教育之宗旨矣”。可见此时期，女子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女子能尽好国民母的责任，而不是进入社会，和男子比肩。李又宁曾指出，维新人士理想中的贤妻良母“与传统的不同，是不缠足、有基本知识，不作丈夫和国家累赘的女子……他们并不鼓励妇女像娜拉一样，走出家庭。”
　　兴办女学由西方传教士首创，在维新派的大力提倡下，成为清末妇女运动中卓有成就的部分，维新派发起的“兴女学”与“反缠足”两大运动，给女子提供了走出家门的机会。到1907年底，全国已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从1903到年，全国女学生增加了58.5倍。当时女子求学的动机除了主动被动地希望学习知识、养成健全的人格体格外，还包括相当部分的为逃避家庭问题如婚姻、身心自由的禁锢以及与父辈关系的矛盾等等。这种象征性地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直接促进了女子在生理和心智上的成熟，对日后新女性的女性意识的发展也产生了激励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的文明观念正源源不断地随着传教士、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们传入古老的中国，西方近代文明中的妇女观念以及杰出妇女的事迹给了中国革新派与革命派知识分子巨大的启发，认识到充分发挥人类的另一半——妇女的作用对于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国家的复兴的巨大效用，发出了“国有如是之女人，安有不成为文明教化之上国哉！”
　　的感叹，女子的教化与文明的程度联系在一起，成为衡量社会开明与进步与否的标志，梁启超甚至将“女教普及与否”作为国家是否会强盛的标志，他的“女学论”以保国为第一目的，断然否定了中国古代的才女文化，认为其如“风花雪月”般不足取。
　　虽然当时官方的思想仍以温、良、恭、俭等传统妇女美德为教习规范，但由于近代以来革命风气的蔓延，由革命情势所激发起来的人心的变革欲望，使得一些不同于官方的、由革命派男性知识分子率先提出的新主张（如鼓励知识女性走出家门，为国为已奋斗）得到迅速传播，一些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女校还着重培养女学生的爱国思想，提高其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觉悟。如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开始推及女界。
　　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在男性知识分子的启迪与带动下，走入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出力，并担负起组织女性与开展妇女运动的重任。清末社会开始出现对女性的新诠释：“国民母”与“女国民”等新概念开始出现。维新派的新女性意识，也许仅发展到“国民母”的概念；而“女国民”意识的萌芽，主要则出于革命派的努力。从“国民母”到“女国民”，其中的意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女性从被要求做一个家庭的贤妻良母转变为作一个社会变革推动阵营中的一员。清末这些加于女性身上的新头衔成为日后中国新女性的雏形。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对妇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古代的女杰如花木兰、缇萦等形象亦被广为时人传颂，成为激励妇女“巾帼不让须眉”，救亡不分男女的榜样。据统计，同盟会有女会员约 59 人，辛亥革命还专门组建了女子军事组织。李又宁曾指出清末10年间，中国妇女敬佩的女性，亦即维新派与革命派塑造的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三种：女英雄，医药护理专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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