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器械方音乐的历史纪录，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年夜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音乐本  身的性质与论说音乐史料的性质的分歧而形成的，现实上也是组成音乐史特征的主要依  据。曲谱、列传、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则它们在亚  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斯，曲谱在音乐吹奏和实践中并没有饰演主要的脚色，与西方音乐  对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和正视，其数目也极端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  一些)。但分歧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雄厚。以中国为中央，日本、朝鲜在  日常的史籍中以音乐轨制、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纪录获得了充裕地整  理和论说。它与音乐家的列传分歧，音乐史论说的集体与音乐的自己同时获得纪录。在  亚洲，除文献史册外，考古资料也雄厚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挖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  极端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区域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  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纪录了雄厚的音乐历史  资料。这里值得注重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年夜量隋唐时代传入日本的丝绸之  路乐器什物，从公元752年珍藏至今日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  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据有极其主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代就泛起  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年夜量纪录音乐的文献著作。其余，从汉朝最先，在中国的史  料中，皇帝的敕撰史籍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钱的史料。在这一类史籍中以西汉司  马迁始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劈头，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  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纂，编制上分为三年夜类：①以皇帝、国家年夜事的纪年纪录为  中央的“本纪”；②纪录文物典章轨制的“志”；③主要人物的列传，其身份从皇后到  奴才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罕有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  中对各王朝的音乐(首若是宫廷、国家、贵族、权要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  革、音乐轨制，到律学、歌词等进行具体分述，但没有曲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  专门纪录文物轨制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  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  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  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往后泛起  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年夜成并进行分门别类论说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  《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  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仔细  ，史料也甚丰厚，行使上极端便当。在上述的史册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  、《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  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泛起了各类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分袂，脑子、美学方  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  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  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  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  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其余从断代史来看，除  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纪录其时历史现状中弗成穷困的资料，若有  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  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  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  记》、灌圃耐得翁的《首都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  是研究唐宋时代音乐不能穷困的文献。尚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往后的年夜量曲谱  等都是组成中国音乐史的主要资料。像这样周全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  区域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  ，为中国惟有的史料成本。
唐代往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获得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泛起了称之为“  类书”的编制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简略有《初学记》(唐)、《玉海》  《承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  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长短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年夜量的古籍中被梳理、枚举出来，分门别  类地进行罗列声名的书籍。是以，作为史料异常便于行使。但因为在各代的编纂过程中  有讹传、误抄的概略，行使中应以褒贬的目光去看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光鲜明显的特征，即乐律、音阶论占有了年夜量的篇幅，  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亲切的相干，他们对古事宜的注释存在着频频论说的偏向。这  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初见眉目，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  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最先，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  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  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  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题目问题获得彻底治理时，却又被  充耳不闻、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获得实践。
(二)曲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遗存的陈旧曲谱年夜部门被珍藏于日本。现存最陈旧的乐  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  日本京师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手本。这是一种用文  字来表述古琴吹奏的曲谱。唐代往后泛起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  多琴谱都被纪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纪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最先用于各类管、  弦乐器的曲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陈旧的曲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  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刻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  在其后头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  有773年(宝龟四年)畴昔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  于日本京师阳明文库。其余，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  藏书楼的《敦煌曲谱》，别号《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月为五代长兴  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代的主要文献。中国的曲谱，不凡是琵琶谱于安然时代在  日本获得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  多法皇的饬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曲谱的末尾附载着  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现实二十七  个调)以及贞敏的后记。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泛起了源经信所作的《  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  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曲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  本安然朝往后的雅乐琵琶谱、筝曲谱等都获得了模拟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  然则这些曲谱因为对节奏纪录过于简单，是以至今仍是学者们占领的坚苦。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舆相邻，文化交换一贯很频仍，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  的纪录体式格局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  朝实录》、《乐学法度模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纪年体的形式组成首要  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纪录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代的史料，是认识新罗、百济和  高句丽历史的一部主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姑且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  器，如伽ｙ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因为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代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嫌疑，应稳重行使。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说音乐的《乐志》部门是认识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年夜晟雅乐赠送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其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主要音乐史料。《